画家两耳要闻窗外事
王西京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句话对艺术创作同样适用。艺术是社会的艺术，是人的艺术，而且从来如此，人物画艺术尤其如此。古往今来、无论中外，人物画的名篇佳作无不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社会性和时代性，无不反映着画家对于人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首先，中国人物画是有写实性传统的。在中国美术史上，人物画发展的高峰——唐宋时期，曾经非常强调人物的写实性。中国画传统理论中的“以形写神”也是强调通过准确的造型，去描绘人物的神态。历史上人物画的经典之作，如《韩熙载夜宴图》等都在写实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显而易见，中国人物画传统造型观的写实性与西方绘画传统造型观的写实性，体现着东西方绘画在审美观念上的巨大差异，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以西方传统的写实造型观否定中国传统的写实造型观，与用中国传统的写实造型观否定西方传统的写实造型观一样，是绝对错误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中国画家留学东洋和西洋，整个中国绘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变化最带实质性的方面，也许可以说就是在写实性的造型观上。中国人在写实性造型观上，渐渐地接受了一些西方人的观点，开始修正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法则。把纯粹西方式的造型法——素描移植到中国来。或者可以说，中国的现代美术由此算是发端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方素描法的引进，画家不掌握西方素描法(或改革后的西方素描法)的基础，几乎谈不上现代人物画创作。以素描的基本法则为造型基础，充分发挥中国画传统的线条、笔墨等审美特色，这似乎可以说是中国画现代人物画形式美的主要内涵。
在现代中国画人物画的发展历史中，徐悲鸿、蒋兆和、周思聪等正是在这样一个内涵中，沿着这样一条线索，在不同的层面上，做出了他们突出的历史贡献。他们的代表作《愚公移山》、《流民图》、《矿工图》等，已成为现代中国画的经典，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画家“两耳要闻窗外事”，走进生活，关注改革开放各个层面，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其中令人感动的人和事，在题材上挖掘，在形式语言上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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