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活字文化策划出品、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批评家黄子平新著《文本及其不满》问世。围绕这本新书与黄子平四十年来文学与批评生涯，10月27日，以“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为主题的最新一期活字文化论坛，在朗园Park兰境艺术中心举行。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担任主持，黄子平与同时代的诸位名家——钱理群、陈平原、赵园，共话往昔，聊文学、谈交游，以此凝视一场穿越时空的历史舞台。同时，还邀请他们的后辈，吴晓东、贺桂梅、杨联芬，以后见之名，加入讨论，为这一场份量十足的对话增添新声。
在论坛的上半场，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 “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框架的“燕园三剑客”——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与他们的至交好友赵园，通过追溯80年代的学术氛围与个体经验，分别阐释了他们对“同时代性”与“同时代人”这一阿甘本之问的理解。
黄子平首先谈到，他对“同时代人”这一概念的兴趣，源于少年时代阅读19世纪俄国批评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的文章，“同时代人”是这些文章中反复出现且极为重要的概念。“历史上有一些时刻会突然出现很多名家，这些人的生平是相互牵连的。譬如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拉美文学爆炸、中国的‘五四’时期和80年代。”在黄子平看来，这些时代的共通点，是时代的断裂。在历史中断的地方，连续性的叙事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只有依靠文学去想象去创造，来修复断裂。文学的重要性便在历史断裂处体现出来。“同时代人是在时代断裂时，突然聚集在时代断层上，寻找一种新的表意系统来写作的人。”
黄子平并不认同当下流行的“70后”“80后”“90后”的代际划分。他提到意大利学者阿甘本的文章《何为同时代人》：“同时代人不是逆时代而动，而是如此深刻地卷入时代，但保持着尼采意义上的不合时宜。同时代人，能够感知到时代的黑暗之光，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黄子平也对法国学者布朗肖所提出的“知识友谊”这一概念甚为认同：“同时代人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会非常关心对方的写作，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对彼此的问题进行辩论、反驳。这样产生的知识友谊会衍生出更大的概念：文学的共通体。不是‘同’，而是‘通’。‘同’是僵死的，‘通’则是‘和而不同’。”
接下来，钱理群教授回顾了他所经历的80年代与共同走过的“同时代人”。他颇为认同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李陀用“友情”和“交谈”来概括80年代。在80年代，“学术聊天”不仅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而且是一种文体。“当年的各种思潮源于那个年代的无限交谈，在此背后，有一种新启蒙的态度。”同时，钱理群感叹，如今我们生活在分离的时代，失去共识，能够敞开心扉、毫无顾忌的朋友越来越少，同时代人已经纷纷瓦解。
钱理群谈及，在他的生命历程中需要感谢三个群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教书时结识的朋友，“那是我生命的根”；王瑶、严家炎、林庚等传道受业的北大教师群；黄子平、赵园、陈平原所组成的“同时代群”。钱理群用“彼此尊重、保持不同；各自独立、各自互补”来形容“同时代群”的关系与情谊。
谈起“同时代群”与他们共同经历的80、90年代的关系，钱理群回忆起进行“20世纪文学史三人谈”的缘起。“面对当时针对五四领导权的批判，我们想可以绕过这个问题，把文学史源头追溯到晚清。我们感到文学史是依附于政治史的，于是我们努力让文学史的研究摆脱政治史，这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也因之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因此，“我们的学术，有引领潮流的一面，也有不合时宜的一面”。他认为对80年代的回顾与反思，也不应过分理想化：“80年代既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一面，也有压制自由的一面，是两种力量相互搏斗相互压制的时代。”
“当年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变了，但我们几个没有变。我们也确实感觉到孤独、孤立。”总结既往的历史经验教训，钱理群谈到，要保证个人与学术界的健康发展，“一要思想自由；二要学术独立”。
学者赵园借用黄子平一本著作的书名《远去的文学时代》来形容她眼中的80年代：“80年代那一代的人文确有可怀念之处，学科间的壁垒不太能够感到，比如‘现代’与‘当代’之间；学术界和创作界接触，也会有‘同志’之感。某一种气象和境界已经远去，无法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想要复制是种自恋，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学术和文学。”
在赵园看来，黄子平的鸿篇巨著虽少，但其擅长写精悍的短文，“浓缩、凝练的文字很难写，但这是年轻学人所必须的学术训练”。黄子平所言“害怕写作”是出于“对写作的矜重，对于修辞的苛求”。即便其皇皇巨著《革命·历史·小说》仍然不是制式化的学术著作，依然有闲笔、逸笔，介乎职业写作与随性写作之间。黄子平的批评不是炫技式的批评，而有温度、有口吻、有性情。“现在制造学术的技术成为趋势，没有主体沉浸、没有感动、没有真正的愤怒，职业化的、没有性灵的文学批评成为一种风尚，我为此感到忧虑。”
赵园又以黄子平的另一本著述的名称——《边缘阅读》，来解释黄子平的文学视角：“他既处于香港文化界的边缘，又处于大陆文化场域的边缘，这种边缘影响了他的选择和他观照对象的方式。”
谈及与黄子平的交游，赵园回忆：“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请子平写的小引，后来又有他为我《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写的书评，对于他对我当代史研究的鼓励与支持，我真是感激莫名。”“时代变迁，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些东西弥足珍贵。活到这个年纪，感到幸运的是拥有这样的一批老友。”
在到场的四位“同时代人”中最为年轻的陈平原教授回忆了他作为外省青年初来北京时，受到黄、钱、赵三人的帮助与鼓励。这种氛围“或许是80年代独有的现象”。
接着，陈平原提出“同代人的异感和异代人的同感”的观点，“8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的是三代人，我们和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在同台表演。我提出一种观点叫“隔代遗传”。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这一代人跳过五六十年代，与三四十年代的校园风格直接对话，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持。这是老大学的魅力所在。”而在同代人之间、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支持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甚至是并不得体的竞争。“长辈和晚辈很容易对话，同辈人之间很难对话。距离某种意义上会产生美感，因为距离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陈平原表示这一观点也有感于大学学院中过度竞争所产生的紧张氛围和人际关系的不融洽。
陈平原接着提出“同代人的文的批评，和隔代人的史的研究”这一观点。“同代人因为精神上的过分同构，容易产生溢美之词，批评有失客观，王瑶先生曾告诫，做批评的人不要和研究对象走得太近。”而历史研究则必须经过岁月的沉淀：“不要太早进入回忆。我必须冷静地、客观地看待我走过的美好又不无遗憾的80年代。我经历过、我看到、我反省。”
最后，陈平原说到：“理解自己这一代人，努力理解上一代、下一代人，穿越代际鸿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要像老钱一样，‘假装年轻’，继续往前走。”
在论坛的下半场，黄子平教授的三位后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晓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联芬，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分别讲述黄子平对他们学术生涯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其文学与批评的理解。
令吴晓东印象深刻的是，通过一次讲座，黄子平把结构主义的视野带入他的阅读视野之中，使他们这代人与受到存在主义深刻影响的上一代学人们有所区别。“我们这代人号称叫‘结构主义’的一代，更愿意从结构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和文本”。
吴晓东接着回忆道，1988年前后，黄子平开设了“文学主题学”的课程，研究文学中的自杀、疾病、死亡这类主题。2003年非典之后，“疾病文学”的主题学研究蔚为大观，而黄子平的研究超前了十几年。“我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主题学的研究思路，其实最早受到了子平老师的启蒙。”“子平老师为我们那一代中文系的学生提供了理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标杆。”
在吴晓东看来，黄子平批评的精髓、精神深处的东西很可能是解构思维。“解构思维即是把社会、历史不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也看成和文本一样需要破译的对象。”
最后，吴晓东引用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形容法国作家、哲学家加缪的话来形容他心中的“子平老师”：“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很多，但总会至少有一个存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人大文学院教授杨联芬谈到，黄子平教授于香港浸会大学荣休后曾于人大短暂授课，人大的学生至今想念他们的“子平爷爷”。“从学生口中得知黄老师是如何对待每一堂课的，他的人品、学养、学风，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君子人格。”
在分析黄子平的文学批评时，杨联芬说：“黄老师的文学批评有非常敏锐的思想，对语言有非常的敏感，具有经典文学作品耐读的特性。”她以新书《文本及其不满》中的篇章为例：
评点张爱玲的《更衣对照亦惘然》具有古今相通、中外相通的共情；《鲁迅的文化研究》一篇则体现了黄子平对趣味的追求和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批评的位置》中对萨义德的引用令人感知到“黄老师在自由洒脱的外表下内心的良知与力度”；《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则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有一种气贯长虹的力量和沉潜在节制幽默后的深厚悲悯，是当代文学史中的难得一见的佳作。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眼中，黄子平一直是当代文学学科的大师兄。“197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立当代文学教研室，黄子平老师是77级的本科生。我们在校时屡屡听闻其传说，黄子平老师仿佛一直在场。”“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都没有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叙述模式’”、“二十世纪文学史三人谈”……这些黄子平的经典论述，是她在校园里耳熟能详的典故。
在贺桂梅看来，“钱老师是有学问的思想家；赵园、陈平原是有思想的学者；而黄老师是有思想的批评家”，其新著《文本极其不满》将使当代文学界和当代思想文化界，重新思考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有意义的批评。
“黄老师的批评是有思想的批评，能够与创作者平等对话、甚至拥有穿透作品的力量。”如今，文学批评式微，热火朝天的评论场不再，批评的力量逐渐丧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黄子平作为一位批评家的位置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在黄老师的批评实践中，文本是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一般把文本分为内部与外部，内部是封闭的。但在黄老师看来，文本之外无物。社会、历史、现实，无一不是文本的。因为对文本的理解，在黄老师的批评实践中，他总是不大关注已经被写出来的东西，而是总是关注那些剩余物。”
贺桂梅认为，“黄老师不限于一个解构式的批评家，因为解构式的批评家总是站在对立面上。他的批评囊括了中心与边缘。”
作为“70后”一代学人，贺桂梅自省他们这代没有太多社会历史构造的个性，熟悉的是学院流水线式的知识生产方式。而在黄子平“同时代人”的观念影响下，“会有很强烈的去理解同时代人的想法，我想这是一个主体实现的过程”。
在论坛最后，黄子平教授回忆起让他在批评界崭露头角、1983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近年小说初探》的创作过程，当时《文学评论》的编辑杨世伟让他删掉文中的两个成语：“毫无疑问”“众所周知”。“这件事让我一生受用无穷，从此我明白，不要说太满的话，不要说废话。之后在我的文章里绝不会出现这两个成语。”黄子平表示，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受益于编辑甚多。“20世纪文学三人谈”，能够在1985年的《读书》杂志上刊载六篇，是当时《读书》主任董秀玉老师当场拍板的结果，“出版家的气魄令人神往”。
最后，黄子平引用福柯的理论做出总结：“阅读自己写过的东西的感受就像照镜子。乌托邦带来安慰，异托邦带来烦扰。正如亲友给予的批评或赞美，不断在两个空间内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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