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成时代，日本的出版业经历了哪些变化？日本出版界什么样的经验值得中国出版界借鉴？12月22日，在《播种人》的新书发布会上，作者马场公彦、刘苏里和刘柠与大家聊了聊日本岩波书店的出版经验。
记者 | 徐悦东
日本为何会有新书、文库这样的出版文化？在平成时代，日本的出版业经历了哪些变化？日本出版界什么样的经验值得中国出版界借鉴？
12月22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办了《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的新书发布会，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和知日作家刘柠，与大家谈了谈岩波书店的出版经验。
《播种人》，[日]马场公彦著，赵斌玮、幸丹丹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9月版
出版人回忆录是时代的文化史、思想史
马场公彦提到，此书书名《播种人》是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提出来的。“种”指作品，而“田地”指读者。出版人是文化的传播者，希望在读者的田地里撒播文化的种子。
刘苏里说，他有一个习惯：在每天下班的时候，他会去看看今天进货的新书，就像老农看每天的收成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同行，你播种了，我来锄地。”刘苏里说。
马场公彦
刘柠认为，岩波书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的商务印书馆，而应该相当于中国的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和新华书店的总和。由此可见，岩波书店在日本的重要性。马场公彦这本回忆录之所以叫《播种人》，也跟当时岩波茂雄在做岩波书店时，用了印象派画家米勒的《播种人》来当书店商标有关。
马场公彦这本书是出版家的回忆录，而出版家撰写回忆录的传统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每一代出版家在退休前夕都会写一本回忆录。他们用出版回忆录的形式，来呈现日本舆论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变迁。而读出版人的回忆录，也是切入那个时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捷径。
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经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刘柠认为，岩波书店作为日本的百年老店，在学术、文化的策划及其推进、呈现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岩波茂雄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是一个左翼知识人。他打造的岩波书店，通过岩波文库、岩波新书等方式，扮演了思想的幕后推动者的角色。
除此之外，岩波茂雄还有两个思想平台。一个是《思想》杂志，这个刊物创刊于1921年。在二战前，一群左翼知识分子团结在杂志周围向社会传播思想，这本杂志至今依在出版。
第二本刊物是《世界》杂志，创刊于1946年。在一些社会运动里，《世界》杂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马场公彦一开始进入岩波书店时，就是在《思想》杂志里供职，后来去《世界》杂志做编辑。而马场公彦的编辑生涯，正好覆盖了平成时代。
马场公彦认为，平成时代是日本历史中非常稳定的时代。日本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过去了，进入了少子化的阶段。这种稳定性，使得马场公彦冷静思考日本的问题。因此，他编辑了很多学术书籍，希望借鉴别的国家在进入稳定状态后，应对老龄化、环境等社会问题的办法。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经验非常具有参考价值。
比如去年年末在中国出版的岩波新书中，《过劳时代》就是最受欢迎的图书。因为日本经历过“过劳时代”，并有许多“过劳死”的案例而闻名。现在，日本进入劳动改革阶段，尽量缩短劳动时间。而中国现在面临着过劳的问题，这也是《过劳时代》在中国畅销的原因。
《过劳时代》，[日] 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版
平成年代，也是日本出版业的分水岭。1996年和1997年是日本出版业的鼎盛时期。那时，全日本的书店就有2.2万家，现在是1.1万家。在平成的三十年间，日本的出版界经历了从缓慢上升到下降的过程。刘柠认为，日本出版界的经验能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前车之鉴。
限制民众获得知识和真相的社会是很恐怖的
马场公彦提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日本不了解中国。但是，刘苏里认为，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当时对中国研究最透彻的国家就是日本。马场公彦则认为，当时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古代。日本的媒体有没有把日本专家研究中国的信息都准确传达给日本全体国民是一个问题。岩波茂雄想把新近的知识准确地传达给日本的普通读者。这也是岩波茂雄起“新书”这个名字的原因。
刘柠说，马场公彦和刘苏里之间的观点并没有矛盾。日本有对中国有深刻研究的内藤湖南，但他的观点依然对中国有重大误判。满铁调查部一系列的调查结果，证明了日本人对中国研究的深入，但这些研究成果也只有精英知晓，跟普通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岩波茂雄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他就想通过出版来搭建一个知识界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桥梁。于是，就出现了岩波新书、岩波文库这样去专业化，由知识分子书写的普及读物。
刘柠
刘苏里表示赞同，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精英知识集团，对另外一个国家了解多少并没有很大意义，重点在于这些知识能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方式和方法以及说辞传递给广大民众。否则，这些民众就会像战争时期的日本人一样，像被动员起来的机器人，限制民众获得知识和真相的社会是很恐怖的。
日本出版业在盛期之后没有“跳水”
马场公彦表示，新书和文库是日本出版文化的一部分。由于它们的开本方便携带、价格便宜，在日本人上下班通勤的时候，许多人会读书。在如今日本一年中所出版的种类中，有20%的书是新书，另外有20%的书是文库。而日本的书店，在最引人注目的书架上，肯定会摆上新书和文库。
刘柠补充说，在日本，主流的开本有三种：单行本、新书和文库。新书和文库都是比较小的开本。而且，文库和单行本是直接配套的。某本书在单行本出版三四年收回成本之后，同样的内容还可以做成文库本，而价格就下降了。日本出版业在过了盛期之后没有“跳水”，背后是因为新书和文库支撑着。因为新书和文库的受众面非常大。
在中国，近些年图书价格明显贵了起来。刘柠认为，中国这两年的书价开始超过日本，而刘苏里补充说，中国学术书的定价已经开始逼近美国了。刘柠认为，日本出版的标准化，比如新书、文库，对日本能在出版萧条的时代，品种和受众都不减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刘苏里
因此，刘苏里呼吁，大家要注意下书价上涨的问题。因为有些好书因为贵而没有办法广为流传。现在，很薄的一本书就可能卖到四五十块钱，这很可能是一个低收入者三天的午饭钱。而日本的新书和文库的低价，也是中国出版界可以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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