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大先生，小日子》 

《鲁迅：大先生，小日子》

作者：菜馍双全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08月

ISBN：9787521214277

定价：58.00元

　　鲁迅的酒量

　　鲁迅的作品中，“酒”实在是重要的元素之一。正因了酒精的作用，他笔下的人物立马活灵活现起来。

　　即便阿Q这般贫穷的落魄人物，亦是常常需要饮些酒的，因此，与之有关的话题和行为，也常在酒店里展开。而形容枯槁的孔乙己的首次出场，索性直接安排在咸亨酒店中：“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迂腐之态，跃然纸上。而近乎写实性质的小说《在酒楼上》，从头到尾，整个故事的发生与展开，都是在酒楼上，酒一入愁肠，便成了倾诉情感的道具。

　　如果不喝点小酒，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怕要差上三分。

　　酒于鲁迅，亦是成长中深刻的记忆。

　　或者说，他的每一滴血液、每个毛孔里，都有酒的分子存在。

　　鲁迅的家乡绍兴，乃是著名的绍兴老酒的产地，乡邻街坊几乎家家可以自行酿制，于这样的氤氲香气里成长，与酒的接触必不会少。可以想见的情景是，在鲁迅的少年时代，或者是悠闲的时节，或者是年夜的饭桌上，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鼓励迅哥儿与他们喝一杯——这是制造其乐融融的欢庆气氛的重要手段之一。

　　鲁迅的父亲好酒，酒量极大，无人对饮时，叫上大儿子与自己饮上一杯亦在情理中。

　　周作人说：“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能喝多少，只记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

　　绍兴老酒属于酿造酒，它以精白糯米酿造，酒精浓度在14度至18度。按其酿造方式可分为元红酒、加饭酒、善酿酒及封缸酒(又称为“香雪酒”)。

　　绍兴老酒风味独特，香醇厚道，这得益于当地甘洌的泉水、酿造的技术以及岁月的淬炼。

　　据说，绍兴当地爱酒的人，甚至可以将一年所收糯米，全部用于酿酒。

　　由此可见，好酒者在这块土地上从来不缺。

　　酒坛子打开，香气四溢，鲁迅的思绪必然无法停下，文采亦来得迅猛。因之，鲁迅的文脉与故乡，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周作人说，绍兴人吃酒，几乎全是黄酒，吃的人起码两碗，称为一提;若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格;实际上普罗大众都有相当的酒量，平常之所以少吃，还是因为经济关系，一般人吃上两碗，不成任何问题。

　　对鲁迅而言，亦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他的酒量也着实不一般。

　　但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快成了一个谜。

　　与鲁迅过往密切的亲友，对这个问题大都闪烁其词，语带含糊，鲜有几个人说清楚他的酒量。只有周作人曾明确讲过这件事：鲁迅的酒量不大，可是喜欢喝几杯，特别是与朋友对谈的时候，例如在乡下办师范学堂那时，与范爱农对酌。

　　许广平的回忆称，鲁迅“绝不多饮”，但未交代酒量大小：“人们对于他的饮酒，因为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他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也会放任多饮些。”

　　曹聚仁的回忆，则显得糊涂：“我和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

　　曹聚仁因此揣测，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描述，便是鲁迅自己的酒量：“‘一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而好友范爱农要比鲁迅能喝一些，要两斤多。”

　　鲁迅日记里，也常见到与朋友宴饮的记录，他和郁达夫、许寿裳、萧红、萧军、林语堂、李小峰等人，都曾一起饮过酒。从这些人的文字来看，几乎无人认真留意过鲁迅的酒量，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鲁迅是理性的饮酒者，很少酗酒，少豪饮，以适度为宜，基本不多喝;二、鲁迅喝酒，多为怡情，少作发泄，享受是其要义。

　　鲁迅爱喝几口，倒是不争的事实。曹聚仁评价他“会喝酒”是对的，没有相当的饮酒经验和体会，肯定“不会喝”，只有经过切身体验和感悟的人，才能体验酒之妙处，才称得上“会喝酒”。“会喝酒”不是一般的评价，大约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爱喝能喝，二是知晓酒中真义，喝到恰到好处。

　　真正能体会酒之妙处的人，才称得上“会喝酒”。

　　酒和毒品类似，能引人上瘾，易成为精神的寄托物;但酒亦能提神，轻啜细品，酒入喉咙，然后又进入五脏六腑，爬满每一个细胞，令它们都鼓舞。五六分醉时，便可以忘记人世间一切烦恼，求得短暂的温柔乡，排解掉内心的寂寞和孤独。但饮酒却要有个分寸，倘若拿捏不住，使自己酩酊大醉，便会伤肝伤胃伤身伤心。

　　会喝与不会喝，便是看这分寸的拿捏。显然，鲁迅是会喝的人。当然，也不能不说偶有例外，谁还没个失去理性的时候，鲁迅是人，自然也有一般人之缺点。

　　当年鲁迅独身一人来京，到教育部做无聊乏味的公务员。他先寄居于冷僻清静的绍兴会馆，人地两生，不免常被孤独侵袭，又不开伙做饭，大多时候自个儿在附近的餐馆里解决，因此，寄情于酒，喝上几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到后来，情况渐次好转，身边有了三五好友，常在一起把酒言欢，与住处绍兴会馆毗邻的广和居自然成为他们常去的酒馆，广和居主营鲁菜，菜品未必对他的口味，但因为近，也算一件省心的事了。

　　教育部同事齐寿山对鲁迅崇拜有加，鲁迅也喜欢他的脾性，二人性格相投，一见如故，常于公事之余，神侃天下，尽得妙语，十分相得。因此，鲁迅在日记中夸张地记载“晨头疼，与齐寿山闲话良久始愈”，好的朋友如一剂良药，友谊之融洽可见一斑。

　　在生活上，齐寿山称得上鲁迅的帮手，三十余次借钱给鲁迅，助其摆脱困境。与这样的朋友相处，十分快意也哉，不喝点小酒怎么行?

　　因此，鲁迅日记里，便常可以读到二人一起喝酒的记录。试举两例，1915年9月10日晚，鲁迅应邀去齐家吃蟹，席间痛饮，深夜才归，但并不见有喝醉的提法;1925年8月14日教育部下令免去鲁迅职务，三天后“晚往公园，寿山招饮也”，鲁迅猝然遭难，受到当局打击，朋友仗义置酒为之去惊，可见其用心良苦。

　　在北京的酒友中，除去齐寿山外，还有三位也着实亲密，一是许寿裳，一是沈兼士，一是钱稻孙。许氏是鲁迅的绍兴同乡，留日同学，终生挚友，曾参与鲁迅人生的许多重大转折;沈氏系北大国文系教授，著名小说家;钱氏则是鲁迅的教育部同事，著名翻译家。

　　酒要和好友一起喝，饭也要好友一起吃，鲁迅虽则理性，但也是性情中人，痛饮之时，并无忌惮，放开而为之。但大多时候，他还是相当理性，细饮慢品，在友情的包围中，体味酒之妙处。酒在此时，真有为友情加温、为聊天助兴之功效。

　　因此，若要较真，探究起鲁迅真正的酒量，还真是难说清楚。即使身边亲友的记录，也未必见得确切，因为各人凭了记忆去验证，却恰是未见另外场合下之鲁迅。

　　一般的说法，大都认为鲁迅酒量有限，不胜酒力——但这种说法未必靠得住。

　　他的亲密酒友沈兼士的话就推翻过这个论断：“酒，他不但嗜喝，而且酒量很大，天天要喝，起初喝啤酒，总是几瓶几瓶的喝，以后又觉得喝啤酒不过瘾，‘白干’‘绍兴’也都喝起来。”

　　许钦文的回忆也支持沈氏的说法：“他的喝酒实在也有点凶，且不说在酒的本身上面;有一回，他把酒拿到老虎尾巴里喝(老虎尾巴是指鲁迅的住处，笔者注)，下酒的是小小的一碟炸馄饨，他把胡椒粉接连加了三次。”又说，鲁迅常叫人“买十个铜子的白干!”，十个铜子，在当时差不多买一斤左右便宜的白干，这酒量可谓不小，当然，他也未必一次给喝完。

　　其实，凡爱喝几口的人都明白，饮酒这事，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在什么地方喝，在什么时间喝，和什么人喝，都很重要，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一杯两杯可以醉，一瓶两瓶却也可以清醒如初。同一个人，不同年纪，酒量也有很大差异，所以酒量大小这件事无法一概而论。

　　酒桌上的交往是鲁迅与人交往的重要方式，许多的文人和朋友，便是在这酒席之上相识并相知的，但也是这酒桌，令他与人产生罅隙和矛盾。

　　唐弢在《次会见鲁迅先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酒桌上，鲁迅批评林语堂，说他“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事”，这隐隐让林语堂不快。终于，又一次酒桌上，因相互间久存的误解，俩人大吵一架，自此双方隔阂甚多，终成陌路，不再联系。

　　鲁迅向来是酒桌上的中心人物，他对于任何事，本就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因酒精的刺激，则这主张更显精辟。与知心的朋友一起喝酒，他向来是谈笑风生，逗人发笑，根本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严肃。

　　鲁迅饮酒的次数甚多，据萧振鸣《鲁迅与他的北京》统计，鲁迅日记中仅与广和居相关的宴饮记录就有六十四次，其中不乏“甚醉”“颇醉”“小醉”。

　　如此一想，鲁迅只在北京一地参加过的酒局就颇为可观了。

　　《两地书》中，他与许广平关于饮酒的探讨也颇不少，随手便可摘出几例。

　　我已不喝酒了，饭是每餐一大碗。(鲁迅1926.9.14)

　　祝快乐，不敢劝戒酒，但祈自爱节饮。(许广平1926.9.18)

　　是日，不断的忆起去年今日，我远远的提着四盒月饼，跑来喝酒，此情此景，如在目前，有什么法子呢!(许广平1926.9.23)

　　我身体是好的，不喝酒，胃口亦佳，心绪比先前较安帖。(鲁迅1926.10.28)

　　这几天全是赴会和饯行，说话和喝酒，大概这样的还有两三天。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即如这封信，就是偏私里三点钟写的，因为赴席后回来是十点钟，睡了一觉起来，已是三点了。(鲁迅1927.1.6)

　　他今天还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鲁迅1927.1.6)

　　果然是“酒精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好在他有一点，对自己酒量有比较科学和正确的认识，到一定程度，别人再怎么劝酒，他是决不再喝了。

　　鲁迅自认并不嗜酒，这一点他曾多次强调。

　　1925年，他在文章中交代：“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正如还要翻翻中国书一样。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

　　1926年，时在厦大教书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说：“酒是自己不想喝，我在北京，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就喝酒，这里虽然仍不免有小刺戟，然而不至于‘太’，所以可以无须喝了，况且我本来没有瘾。”

　　可以看出，对酒，鲁迅基本没有特别大的瘾，虽一度“曾经纵酒”，情绪起伏时、“太高兴和太愤懑时”喜欢来点，但基本是点到为止。

　　但酒一度成了论敌攻击他的理由。

　　1927年始，创造社对鲁迅有一波声势浩大的攻击，这波攻击持续了足足有三年时间。

　　如叶灵凤，曾在上海《戈壁》杂志第1卷第2期上发表过一幅题材为《鲁迅与酒》的漫画，据《鲁迅全集》注释，这是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鲁迅曾在《革命咖啡店》里回应：“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不谈。现在我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杯后面在骗人。”

　　如冯乃超，批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鲁迅1929年6月1日写给许广平的信里也提到：“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

　　1934年，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在疲劳和愤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不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

　　按理说，别人喝不喝酒、喝多喝少，也并不关创造社什么事，但因为他是鲁迅，他那么“醉眼陶然”地来一下，就成了别人攻击他的理由，确实冤枉。

　　鲁迅对酒虽然没大瘾，却总爱喝点，许广平亦曾因此特别担心他的身体，尤其是到上海后。

　　就鲁迅的饮酒问题，她曾向郁达夫求教：“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

　　郁达夫提供的答案是黄酒。

　　许广平很无奈，告诉郁达夫鲁迅喝黄酒老要喝很多，所以换给他喝五加皮泡的黄酒了，但五加皮酒性烈，她便在平时把瓶塞拿开，好让酒气消散些。

　　郁达夫借此机会，很是认真地为许广平普及了一番酒水的常识，并告诉她，选择是优质的陈黄酒，第二选择是啤酒。至于五加皮泡的酒，为健康计，还是不要喝了。

　　我的结论是，鲁迅的酒量比一般人大不少，也能喝、会喝，但他大多时候适可而止，酒品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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