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活动五十年
—— 回忆生活、环境、美术创作及其他
田辛甫
（一）
我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生在河北省大名县樊河道的一个农民家庭里，起初家庭比较富裕。祖父田体让是个前清秀才，父亲名田坷，字双鸣，弟兄四人。民国初年分居后，日子就逐渐衰落下来。
一九一七年，我七岁时，先跟我四叔田埗念私塾，后跟本村田国蕃先生学习。十四岁就通背诵了《诗经》、“四书”、《礼记》、《书经》及半部《左传》，人们称我是田国蕃先生的第一个大弟子。对“经”，先生讲的不多，现在几乎全都忘掉了，但在思想上受旧书的影响并不少。
我家几个长辈，都是长期搞绘画的。伯父田价，字维祯，是位清末秀才。好喂鸟，自己用竹子扎鸟笼，笼顶上常画“万字”不到头图案，也画蝴蝶和几种花。我父亲除参加农业劳动和副业生产外，会画戏剧人物。用单线手法，利用农闲刻木版人物。他笔下的人物，很多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包公案》、《杨家将》等小说中的忠臣武将、侠客等，画短打的多，画长靠的少，很少画妇女。每年秋后，就开始刻木版灯笼画，印出黑线轮廓，用洋红、洋绿、黄色（用槐花熬成）人工上色。灯笼是长方形，四面可画两出戏，春节前后找人赶集出售。我当时就是父亲画灯笼画的一个得力助手。四叔父是画花鸟画的能手，工笔重彩，当时在农村艺术水平是比较高的，给每个学生都画个装书笈及纸张的书挂，分两面四层，都装饰得非常实用美观。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在幼年对绘画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喜欢画花鸟画，也是从幼时开始的。
那时，各村有不少庙宇，如：老爷庙、关羽庙、土地爷庙、麦王奶奶庙。个别村还有寺院、十帝阎君庙等，每座庙内都有泥塑神象，也都有壁画，有的水平也很高。特别是每年春节期间，集市上有很多木版年画画摊，幼年时，我家总是买很多年画贴在家里，如：门神爷……还有有故事情节的。直到次年春节再换新的。这些社会环境及风俗，对我的绘画兴趣影响也很大。
念私塾时，家长和先生怕学生耽误学业，禁止画画，画画是禁品。我经常偷着画，先生来了就藏起来，为此常常挨先生的训斥。我常用红土、木碳、白灰作颜料，在墙壁上画画。有一次在我家新泥妥的一座磨坊里，满墙都画了画，有《老包陪情》、《打黄盖》等戏剧人物。
当时，有位民间美术家名叫康三的，绘画水平很高。会画庙壁画，修家谱。他修的家谱上面画着牌子、门楼和狮子，也有树木花草，把去世前辈的名字，按辈次写在家谱上。我后来按照他的样式，也无代价的给别人画家谱。我给自己家画的家谱是革新的，上面画了一架紫藤，是别具一格，另有风趣。
我四叔父田埗，文的会念书、画画，武的是家乡一带有名的武术教师。 “六部拳”是家乡的古老拳术，我在十几岁时，白天念书，晚上学打“六部拳”，这套拳术，至今未忘。私塾的同学们，还会许多土玩艺，有握腰、栽腰、托相、蝎子爬、脚尖走路（农村的“芭蕾舞”）。有一次，本村唱戏时，打开场子一玩，吸引了很多观众，把戏都赢了。
一九二四年十四岁时，我的内弟孙锦，字秀士（一九二七年的地下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主张我弃私塾、上学堂。我就到西司庄姥姥家上国民小学堂，跟张士坊先生（东司庄人）学了点算术及其他常识。一九二五年十五岁时，托熟人考上了大名县一高二十九班。美术教师是端木梦锡（南乐县人，后来成为名画家），我画的第一张“蝴蝶在青草地上飞舞”的画，作为优秀作品，进行了展览。半年后，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附小第二班。美术教师是刘和壁，向他学过铅笔画和擦笔画。
一九二七年十七岁时，考入省立七师第七班，起初美术教师是刘上翔（国画家），其他美术教师有孙侪之等。
一九三O年秋天，因参加闹学潮，被捕入狱。出狱后，被反动当局开除。一九三一年春天，受党的派遣到山东省南馆陶镇县二高任美术、休育、音乐教员。谢台臣第二次当七师校长后，我又复学。一九三二年寒假在家，得到七师学生会通知，开学后不要入学。这时又受党的派遣到河南省内黄县东庄镇县二高任美术等科教员。不到半年，七师换了校长，开学后我又复学。
这时著名的书画家白寿章在七师任美术教员，（这时学校改名为河北省大名师范）他继承了徐青藤、石涛、八大、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等艺术大师的艺术传统，又有创新发展。他用大写意画法．给人们留下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在战争年代里大都遗失）。在他的领导和倡议下，学校成立了“中国画研究组”，我被吸收为成员之一。白老师除每周在每班上两个课时的美术课外，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业务指导和绘画表演，并帮助学生解决绘画材料和疑难问题。他还在校内组织举办美术展览，我有数幅作品也参加了展出。从三二年到三七年“七·七事变”，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跟白寿章老师学画。在他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绘画、教学及创作活动，并使我初步打下了画中国画的基础。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受大名县一高的聘请，兼任高级班美术教师，每周八课时。在七师上学时，曾参加校蓝球队，跟体育主任陈履桥老师，学会了很多舞蹈基本步法。这些对以后的创作工作和生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四年夏，七师毕业。暑假我班同学都赴北平（现北京）参观。我在北京参观时，买到了名画家齐白石一幅《瓜藤》，还有另幅《夹竹桃》，李苦禅画师泼墨画册。这些都是我以后教学时的精心摩本，也是我学习“齐白石画”风格的开始。
暑假后，留校。任大名师范附小教导主任兼教全校高级班美术及数班的体育、音乐课。我的《怎样教儿童画画》一文，及好几幅漫画，在《大师校刊》上发表了。我很喜欢赵望之画师在《大公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的《农村写生》，它通过绘画反映了农民的社会生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我也非常喜爱名画家丰子凯的漫画，他的画册我都买过，甚至也都临过。以后，我笔下的小品如：《怒目且视》、《小刘宝》等（没发表）。可能是受丰子凯漫画的影响。这时，我的国画作品，已在社会上有所影响。
一九三六年以后，我在大名师范附小就不再担任教导主任，这使我更能专心致志地搞好美术教学，进行美术创作。当时，朱佩严老师专攻初小一、二年级教学，我们称他是小学教育家。他编了一本一年级《语文读本》，朱老师邀我给课本画了插图，有文有图，文图并茂，石印出版，人手一册，很受欢迎。可惜此书现在找不到了。
我在大名师范附小任教时，除美术教学外，还教过《义勇军进行曲》等进步歌曲。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及“庆祝新年”娱乐晚会上，我编导了几个歌舞剧，其中有：《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利用舞蹈步法，由风琴伴奏，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我在大名师范附小教书时，我三弟田辛茹在家患了伤寒病，昏迷了几天，很是危险。第一次请了一位西医打了针，病情稍有好转。我又请了商萼楼大夫到家看病（商大夫是我七师时的医药先生）吃了他几付药就好了。我为向商大夫表示谢意，画了一张正在奔腾的大红马，裱成横披带轴画，挂在他医室的东面墙上了。去找他治病的人都看过。自这以后，我画马闻名，其实我画的马并不多。
（二）
在战争年代里，一切服从工作需要，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战争年代里，我最初参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密秘抗日十人团”。以后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一些美术工作，也画了一些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十一月，日冠侵占大名城和附近村庄。不久，国民党丁（树木）陈（铭绍）部队，又回到卫河东成立大名县政府。那时，大名县还是一个大县（包括元城、大名和魏县），城北是大名县第四区。第四区抗日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为创造抗日根据地，我从学校回家后，参加了第四区抗日大队。作过争取会道门工作和抗日教育工作，投入了部队编写抗日宣传品和部队教材的工作。在庆祝第四区抗日大队成立两周年时，出过一本油印纪念册，我是在这个纪念册上画过一些插图的。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O年初，我任大名县第四区“抗战大众剧团”团长，指导员是辛古同志（中共党员，现巳离休），剧团共有团员三十名。我们根据战争的需要，编了一些以参军支前、发展农业生产、拥军优属，揭露敌人罪行等为主题内容的小型戏剧。音乐歌曲有辛古教唱的《流亡三部曲》，舞蹈有从八路军学来的《儿童舞》、《乌竞兰舞》、《叮吟舞》。由我编的《大众舞》是利用旧谱填的新词，运用几种舞蹈步法串连而成，有歌有舞，我担任口琴伴奏，是一场精彩的歌舞剧。在剧团时，也曾画过一些农村写生小品。为教育群众，鼓舞斗志，剧团在大名沙疙塔村举行过画作小型展览。
在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在解蕴山担任大名、魏县抗日政府县长时，我担任过县文教科长，在于光甫任冀南一专署专员时，我任过专署文教科长。这个时期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阶段，政府机关没有一定的住址。为躲避日寇的“捂村”和“扫荡”，有时在一昼夜内就转移好几个村庄。再加上魏县西南有大股土匪抢劫村庄，闹得村村不得不改造街道，家家不得不坚壁清野，堵门闭户。使我们的抗日行动极为不便。在这样艰苦的游击环境下，正式作画也就不可能了，但我还是抢空隙不断地画些小品，留给房东，作为留念，教育鼓舞群众。尽管环境恶劣，为培养抗日师资，文教科还在魏县的大磨村、北台头、何庄等村，开办过几期小学教员训练班，每期四、五十人，学习一个月左右时期，培养了一批抗日教育人才。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到冀南一分区政民联宣部、冀南一分区《黎报社》，担任编辑及宣传画、漫画创作工作。根据宣传提纲，进行创作，油印出版，随报纸发行。有时利用关系，散发到敌占区。那时，我村周围不出数里，就有敌伪军据点，炮楼数处。我根据领导瓦解、争取伪军反正的意图，画了一幅《回心思汉》漫画，记得画的是：关公手提青龙堰月大刀，骑在马上，马下有几颗人头。意思是说，关公在曹营多年，还要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刘汉（刘备）。希望伪军醒悟过来，象关羽一样，杀几个日寇，反正过来，参加抗日阵营。这张宣传画油印出来，广泛散发到敌占区，很多伪军看到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可想而知的。（这幅关老爷宣传画还引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敌伪猖狂的年代里，我家已经颠沛流离到别处了。可是我年老的母亲，在春节里还要买一张关爷像，在门龛里“供香”起来。她不识字，我就把这张宣传画贴在门龛里。当伪军们来家里抢东西时，你就看吧，我母亲就把这幅宣传品当成“关爷神像”，又磕头，又烧香，祈求保佑，连续几年都没有换掉）。但这些油印单色，小型的美术宣传品，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一九四三年冀南一分区的魏县，仍是环境艰苦的年代。北面有大邯公路敌人的严密封锁，公路两侧敌人挖了几条深沟，不远就有敌人炮楼，路两旁又有些村庄受敌人控制，县四周大小敌伪据点炮楼也很多。抗日军民的活动遇到很大的困难，抗日游击根据地又逐渐缩小了。《黎明报》的同志一般是：白天集中到一个村庄办公、编报，晚上就利用群众关系分头住宿。我那时背着钢笔、钢板、腊纸到处奔波，画好了宣传画，经领导审查后，就油印，随报纸发行。在最困难时期，报社曾利用群众关系，在敌人炮楼下面办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简称五·二六），日寇集中了四周县城的数千名日伪军，在魏县南部郝村一带，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铁壁合围”。我抗日军民受到重大损失，我们敬重的冀南一专署解蕴山专员等同志就牺牲在那里。在我军反击战中，也给了敌人重大杀伤。以后，在连续一周的时间里，敌人又向我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报社的同志不得不分散活动。
我在“五·二六”敌人进行大“扫荡”的清晨，也是被围在“铁壁合围”的圈里的。发现敌情后，我就把随身所带的画画用具、钢笔、钢板、腊纸、木刻刀等物品，埋在xx村一个土墙底下。然后和胡子襄、武立明同志，一起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以后又连续几天的“扫荡”中，同志们互相失掉了联系。我跑到魏县西南边的磕头李庄，那村有个七师附小学生刘永智，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他把我领到村南十多里的他的一个亲戚家。这家正屋中间悬挂着我在七师附小教学时画的四幅画，记得画的有公鸡、竹子等，永智作了介绍后，我受到了房东诚恳热情地欢迎、招待。连续几天的疲劳，才算得到了一次休息。
后来，《黎明报》社从大邯公路以南，移到大名城以北的大名县境，敌情仍未减少。日寇实行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造成了大灾荒，生活相当艰苦。吃的是粗粮（带皮粮食）掺野菜，有时还拿烧了的蚂蚱充饥，没有柴烧就拆庙。生活和环境虽然很艰苦，但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照常出报，我也照常为报纸画宣传画。报社在王乍村住时，漳河发水，平地数尺，一片汪洋。因没有柴烧，我们几个同志就浮着水去拆庙，拆下来的木料，排成木伐。正在运回的途中，从南面水上过来一只娶亲的木船，我们就都猛地跳到水中。回来后，我就画了一幅《水上娶亲》的风俗画（没有印发），反映了当时农村不寻常的有趣的生活。
一九四四年秋初，《黎明报》合并到冀南三分区《人山报》，社长是翟向东，住在邱县大曹庄。那时虽有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但人口减少，土地大片荒芜，各种野草丛生，西面山上的狼也跑到平地上来，为了保证军民衣食，拥军支前，发展生产成了当时的中心任务。我当时参加了一次群英会，拜访了卜文俊、尚和娘、秋林娘等劳动英雄，并给这些劳动英雄画了像。后来又画了一幅《两个战场的对比》宣传画，油印出版（现在还保留着）。这些画都程度不同地促进了生产运动的开展。
一九四五年五月，大名解放，成立了专辖市。张越任大名市长，市县合并后王志坚任县长，我担任大名市、县教育科长。我担任大名市教育科长时，为了增加群众春节过年的喜庆气氛，我画过一幅年画（题目记不清了），单色石印出黑线条，由二高美术学生着的色。一九四六年秋天，大名进行第一次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大名城。一个月后，大名又获得第二次解放。一九四七年秋天，进行土地复查。两次土改我都住村任过正副小组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在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中，看到了地主剥削阶级的丑恶面目，也看到了翻身农民的喜悦心情。学习了生活，也锻炼了自己，给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名教育科期间，曾调我参加了冀南三分区在永年县境内举行的部队庆功会的筹备工作。总负责人是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吴建初（已离休），参加绘画的还有：杨清风、李树林、赵锡坦等同志。永年县城内是土匪铁磨头所占据，敌我尖锐对持。庆功会设在城外一个村庄，我们主要是画部队英雄事选，部队给材料，由我们自编自画。约个月时间，我们画出了彩色连环画数十套，园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些连环画有的一套几幅画，有的十几幅画，极少有单幅画。连环画对部队战士教育和鼓舞，起到了很大作用。为此奖给我《人民功臣》本一个，当然这是受之有愧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调我到《冀南日报》社任编辑。不久，又调我到魏县回隆镇，参加筹备冀南三分区组织的庆功会。回隆镇一带，过去属河北、河南两省及大名、临漳、安阳、内黄四县所管辖，是大股土匪聚集的地方，土匪到处危害人民。我军解放了几个县城，是我军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我是由部队派战士护送的。参加绘画的人员，记得还是我们几个，我们也是很及时地完成绘画任务。军民为共同庆祝解放战争的胜利，冀南三分区举行了一次军民联欢大会，我画的毛主席大幅画像，着色重彩，悬挂在主席台中间，还有几幅大布画，也悬挂在会场上，使当时的观众受到很大的鼓舞。
一九四八年创办《冀南画报》，我任画报科长。画报是四开单张，四色石印，随报纸发行。当时绘画人员很少，只有我和史枫（女）。我俩自绘自编，出刊了五期。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任冀南美术社主任，主要成员还有：古一舟、齐捷、林岗、刘振亚、夏一平、翟运书等。当时除编辑出版《冀南画报》外，还创作年画及大洋片，供给民间艺人在庙会上演唱。《冀南画报》共出版了二十三期，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时，《冀南画报》在北京全部展出。
（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任河北省文联美术部部长，美术部成员有古一舟、李春年、夏一平、刘振亚共五人。这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一、抓美术展览，进行评奖，出版纪念册；二、培训美术干部。那时省直、各地美术干部很少，为开展我省美术工作，培训美术干部是非常必要的。河北省第一期美术训练班班主任是古一舟，地点在保定大慈阁，一至两个月时间，第二期美术训练班班主任是李春年。两期习训练班我都亲自讲过课；三、抓美术创作。古一舟创作的《劳动换来光荣》荣获全国年画甲等奖，他和刘振亚合作的《新买的牛》和连环画《福贵》、《强捏的瓜不甜》等，也都是较好的作品。我创作的《开粉坊》也由大众美术社木刻水印出版了。这是我第一幅年画作品。
一九五二年任河北省文教厅文化处美术文化科科长，科员有：夏一平、刘振亚等。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创作幻灯画片及推广普及幻灯工作。为培训美术干部及画幻灯人才，又开办了河北省第三期美术训练班，班主任是夏一平。河北省幻灯制片厂，也是在这个时侯建立的。
在省文联领导下，还成立了河北省美术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我任主任委员，秘书刘振亚。没编制，没经费，活动很困难，时间不长就结束了。这时，我们深入到沙河山区黑瑙村，体验了一个月的生活，回来后合作了《黑瑙村》连环画，也出版了。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任河北省美工室主任，阎素任副主任，成员有：韩羽、赵信芳、刘振亚、夏一平、赵文发、程贵平、毛再生、茅织云、曹起孙等同志。那时主要任务是：一、辅导创作及创作新年画。在华北局及华北文联的关怀和支持下，每年每个同志都参加新年画创作，创作新年画达到了高潮。我画的《五公村全景》、《妈妈买来新花布》与包恩黎合作的《劳动归来》、与郭钧、刘振亚合作的《苹果丰收》，也分别由“人民美术”出版和“华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我还改编了《地道战》文字脚本，由美工室同志绘画，由“人民美术”出版了。二、在省艺校礼堂搞了一次省美展。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办的几期美术训练班，这些学员成为了我省的美术骨干。
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我到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教国画人物的先生有：蒋兆和、叶浅予；教山水画的是罗铭；教花鸟画的是田世光。我拜访过名画家齐白石，并亲自领教了他的绘画表演技法。受过李苦禅的精心指导。学习了他们的构图、执笔、运墨、造形等，受益非浅，使我在美术理论和技法上都有很大提高。
一九五七年我任《河北画报》总编，阎素任副总编。春天开始建立编制，进行筹备。一九五八年天津市与省合并，画报社也随省会移到天津。画报社共有十八人的编制，省美协没有正式成立，我们也作美协工作，也作画报工作，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套用。我和阎素都是兼作美协工作，直到一九六四年后，刘宏声、鲁艾才任专职美协人员。画报的同志也都参加了美协组织的草图观摩和展览工作。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省分会实际上只刻了一枚图章而无其实。我们到天津后，美术界是团结的，成绩是卓有成效的。
一九五八年我被派到大名县作“三秋”（秋收、秋管、秋种）工作，是我又一次深入生活的好机会。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住在窝棚里，吃的是粗粮，学会了收割庄家、拔草、深翻地。那时农村正贯彻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我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展望了茂盛的庄稼，感到了一切都是新鲜的，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在生活写生的基础上，我整理了一套《农村写生》，并配了诗，在《河北画报》上发表了。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一九五九年举行了“河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美展”，以后分别于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每隔两年都举行一次省美展。一九六五年参加了华北局宣传部组织的华北三省（山西、河北、内蒙）、二市（北京市、天津市）年画及连环画创作，作品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北京展出。河北省（包括天津市）组成了美术代表团，参加了观摩座谈会。这时期我们的美术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也是河北省美术创作的一次高峰。
一九六六年秋后，我被派到沥水成灾的鸡泽县搞生产救灾。省直成立了工作组，四个月时间，在鸡泽走过几个村庄，大片的盐碱地，一片白色，秋天没有收成。每天轮流到户家吃饭，有不少困难户，都以蔬菜作主要食品。对灾情我们都真实地及时地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省领导采取了具体救灾措施。从创作业务上说，又是我一次深入生活的好机会，与灾区农民同甘共苦，受到深刻的教育，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有一次，我住在牲口棚里，正赶上一头母牛生小牛。我高兴的一夜没睡，看到了农民此时此地的喜悦心情，又看到了母牛对所生小牛的爱抚。这种母牛爱犊的真实的具体的一切动作，都不是闭门在画室里所能想象到的。当时我都画了速写，作为以后创作的生活根据。我在鸡泽为农民和县文化馆都画了一些画，并结交了几位画友。
从一九六0年起，我们就注意组织我省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组织了一次全省性的美术工作者深入生活和旅行写生活动，有四、五十人参加，分成几个小组，到各地参观，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接着搞了一次美展，展品内容地方特色、生活气息比较浓厚，质量也有所提高。画报社编辑和绘画的同志，几乎每年都组织深入生活和写生活动。我在安排好工作后，也和同志们一起到农村深入生活，有时也到城市工厂。几年间，我几乎走遍了河北省的山区和平原。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实在是看了不少，并画了很多生活速写。我创作四丈长的《建明公社图卷》就是在深入生活写生的基础上完成的。深入生活，走长路跋山水，是很艰苦的，但很多的生活趣事，仍长期地活跃在我的记忆之中。
《河北画报》于一九五七年出了一本试刊以后，八月创刊。“画报”是方本，每月一期。《河北画报》出版四十一期后，于一九六一年七月改为《河北美术》。《河北美术》出版三十六期后，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又改为《河北画报》。《河北画报》又出版了七期后，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因“文化大革命”停刊。《河北画报》总共出版了八十四期，它坚决认真贯彻了党的文艺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对团结和培养我省广大美术工作者，对壮大我省美术队伍，对繁荣我省美术创作，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画报”图文并茂，深受广大群众和美术爱好者的欢迎。
一九六0年秋天，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和全国第二次美代会。我和阎素、慈旭、韩羽，是我省第一批全国美协会员。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七八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受到了反党集团“四人帮”极左路线，长达十多年之久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耽误了我一生最宝贵的创作时间，每想到此事便感到无限的痛惜。
一九七九年九月我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和全国第三次美代会。一九八O年五月在河北省第一次美代会时，被选为中国美协河北分会主席。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以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美术战线也同其他战线一样，美术队伍逐渐地扩大，美术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和繁荣。我也抱着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再补过来的心愿，在这几年里，积极组织，并亲自参加了河北省的各项美术展览会，如：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关术展览、庆祝建军五十周年美展、河北青年美展、河北省庆祝建党六十周年美展、河北省中堂画展览、可爱的河北美术展览等。同时组织了部分作品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毛主席八十五诞辰美展、漫画作品展览、全国少数民族美展、年画宣传画展览及全国第六届美展等。几年来，我们还作了一些其他美展和大量的社会工作。我们的有些作品获得了全国甲等奖、优秀奖和铜牌奖；有些作品参加了出国展出，并得到了国际奖。同志们努力奋斗，创造出的优秀作品，为河北省增了光彩，为五千四百万人民争得了荣誉，这是值得大家庆贺的。
多年来，我一直担负着省美术战线的主要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但我时刻没有忘掉美术创作活动。我认为不懂美术业务，或者生疏了，就不能领导好美术工作。美术是一门艺术科学，不懂科学的人，怎样能领导好科学工作呢？一方面出于我对美术的热爱；另一方面出于我想对美术事业作出点贡献。所以，多年来我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前提下，一直坚持业余创作，一操起笔来便画中国画大写意画法。特别是到了晚年，我更珍借时间。创作数量也是很大的。作品除供给社会上一部分同学、同志和亲朋外，也有一部分参加了省和全国的美术展览。自一九八一年起，还分别在石家庄、保定等处，举行了我个人的画展（作品情况另有统计）。这当然也是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
这些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摸索了一些经验，也有过深刻的教训。优点是应继续发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是应大力克服的。在党的领导下，我决心努力工作和学习，深入生活，加强创作实践，提高创作质量。为建设两个“文明”，为实现“四化”、为振兴河北、振兴中华，贡献我毕生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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