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
司枕亚
每逢人们喜气洋洋共度春节，我总是沉浸在战争年代的回忆和对母亲的思念之中。
母亲是一个善良、刚强的普通妇女，生育了我们兄弟五人，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国图强，在日本将要占领家乡大名城之前，送我们先后走上抗战的道路。而在1940年2月10日（农历庚辰年正月初三），竟遭汉奸特务杀害。当时母亲56岁，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今年是母亲去世51周年，时移世易，我们国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进一步走向繁荣富强。我在缅怀许多为创建共和国捐躯的先烈时，又沉浸在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中。
（一）
我家在大名城内马厂街，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成了一家之主，她姓董，结婚后就称司董氏。虽没读过书，邻里都说她通情达理，街坊谁家出纠纷，她一出面调解，人们都心服口服。还能织会纺，有一手好针线活。多年勤俭持家，拉扯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
她从传闻中，听说过岳飞、杨家将等故事，常有声有色地向我们兄弟讲岳飞如何忠心报国，杨家将如何把守三关，教育我们钦敬民族英雄，要爱自己的国家。这都烙印我们弟兄的心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又沿平汉、津浦铁路线南犯，九、十月间占领了石家庄、沧州，接着用飞机轰炸邢台、邯郸、临清、大名等地。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官员纷纷南逃，人民群众惶惶不安。住在城内的许多人家，躲到农村亲友家去，有的逃到黄河以南。
就在这时，母亲听传说：一列满载难民的火车，由北面开到邯郸、安阳之间，遭日本飞机轰炸、扫射，列车急刹车让难民疏散。有一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包袱，在慌乱中想扔下包袱，但惊慌失措，竟扔了孩子，只抱个包袱奔跑。母亲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不久，隆隆的炮声远远传来。一天，母亲把我们兄弟五人全叫到面前说：“常言五指连心，你们都是我的骨肉，都连着我的心。如今日本打过来了，不让咱们聚在一起，过安生日子。我想，就让小五留下，你们都走吧！”母亲说着，落下眼泪，我们兄弟一时都说不出话。
母亲最喜爱二哥，因为二哥在学校学习勤奋，多才多艺，在家又特别孝顺老人。他1930年正在大名省立七师读书，6月的一天，国民党武装突然把他押送校外，说他是共产党，把他开除，同时开除了四个学生。母亲随后见有一些人常来找二哥，又在他屋里印这印那，揣想二哥准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也就有了好的认识。她向二哥说：“我把老四交你带走，引他走好正道。”
秋末的寒风吹下片片落叶，北雁南飞，百花凋谢，就在这凄凉的季节，在敌人的隆隆炮声中，母亲送我们弟兄分别踏上征途。
（二）
1937年11月12日（农历丁丑年10月10日），大名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从此变成了人间地狱。城四门都有日本兵把守，枪上的刺刀闪着阴森的光。中国人出入都要向日本兵鞠躬，一不小心就遭到一阵耳光或罚跪半天。日本兵还随意出入民宅，见鸡捉鸡，见鸭捉鸭。尤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搜找“花姑娘”，逼得年轻妇女到处躲藏。整个大名城笼罩恐怖气氛。
这时，一小撮民族败类，充当汉奸，组织伪政府、伪保安队、伪新民会，为虎作伥。有的当了日本侵略者的特务，专门镇压抗日力量。当人们议论这些民族败类时，母亲总是嗤之以鼻，说他们是豺狼，是走狗，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西大街郭家同我家是老亲，两家一向你来我往，亲密无间。自从他家郭xx当了特务系长，母亲再也不同他家来往，也不让家里人接触他们了。
伪组织下层一般人员中，有些是被迫的。赵桂林原住在我家外院西屋，他儿子赵凤琴是我小学的同学，在第七师范又是同班，他被迫当了伪警察。母亲经常劝他：“我们是中国人，饿死也不能干这个，赶快设法走。”赵凤琴表示：“我听大娘的话，遇机会一定走。”
1938年2月初，我装扮成返乡难民，沿着卫河，回城里看望母亲。母亲见了我又惊又喜，问长问短。我悄悄告诉母亲：“二哥带我到了太行山的晋城，在共产党举办的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了。组织号召毕业学员打回老家去，开展游击战争！我是被分配回来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母亲听了很高兴，又急不可待地问二哥的情况。我告诉她：“二哥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共产党，1930年担任直南共青团特委的秘书长。领导上留下他，到八路军总后勤部工作了。山西有好多八路军，还要到咱这边来呢！”母亲满面欢喜地说：“救中国要靠共产党、八路军了，你们干得对。你不能在城内久停，走时要带着赵凤琴。”
按照母亲的吩咐，我找到赵凤琴，把在晋城学习的情况向他说了，他很受鼓舞，表示一定要走。为了躲避敌人注意，我带着母亲为我做的新鞋和随身衣物先走了。赵凤琴不久就到了城北，参加了解蕴山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后来过渡为八路军，转战冀南，屡立战功。这时改名赵北源，以后担任了北海舰队的副司令员。
1938年3月，大名发生“束馆事件”，我险些丧命。母亲听说后给我捎来口信，鼓励我说：“遇上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要经得住，不要灰心，不要想家。要处处小心，自己保重，接着干下去。”
1939年4月，北台头村发生叛乱，我又一次死里逃生。申桥的亲戚把这次叛乱的前因后果，暗暗告诉母亲：“共产党派老四到车往镇，担任民团指导员，打算把这些地方防匪的民团，改造成抗日的游击队。当地那些地主、劣绅反对，他们指派坏头头刘玉庆，把派到各民团的教导员、指导员十几人都抓起来了，其中就有老四。刘玉庆把坑都刨好了，要活埋抓到的人。因为没有抓到领导人解蕴山，他们没下手。这时进步士绅李和轩出面调解，这事就和平解决了。”母亲听了之后，思念儿子心切，很想见我一面。就告诉亲戚说：“你设法找到老四，叫他到大韩道他大嫂家，我有话当面跟他说。他到了大韩道，就叫亲戚家来人叫我。”
我偶然接到二哥经地下交通转来一封信说：“八路军总后勤部已由山西临汾搬到延安，不久可能到抗大学习，一切顺利，盼转告母亲不必惦念。”正当我想见母亲时，申桥亲戚找来，我按母亲吩咐去大韩道，路过陈庄，意外的碰上城内的伪军在陈庄抢粮。村边伪军哨兵正盘问我，搜我的衣兜，又来了两个进村的群众，伪军哨兵转去盘问他们，我乘机拔腿疾跑，抱定主意：宁被开枪打死，也不束手被俘。一气跑到王村，鞋也丢了，满身泥垢。这次又脱险，但失去了我同母亲见面的机会。
大哥身体肥胖，大肚子同孕妇一样。别说打游击，走路就发喘。因而一直在农村求亲靠友，过艰难时光，也坚决不进城当顺民。他正在王村李裕德家寄居，见我光着脚，满身泥垢，不禁流下了眼泪。他早已听说两次事件的情况，我又把这次脱逃的情况告诉他。他叹息着说：“革命的道路真艰险啊！”他为我换了鞋袜，留我住了几夭。北台头叛乱后，我们十多个青年人都调广平县工作，我从王村就动身去广平了。
伪军内部一个亲戚给母亲送来消息说：“明天一早敌人要去王村抓老大。”母亲马上盼咐二嫂，趁天不亮就去城门等，城门一开，二嫂马不停蹄地去大韩道。亲戚火速派人到了王村，大哥闻信刚刚跑向岳村，伪军就到了王村，包围了李裕德住宅，结果扑了个空。我若是迟走两天，就又赶上了。
（三）
1940年的春节到了，按照传统的习惯，要张灯结彩，燃放鞭炮，请神祭祖，亲友街坊要互拜年。街上还要耍龙灯、玩狮子、跑早船，尽情欢乐。但这年春节时，这一切都没有了。家家户户闩门闭户，在祈祷神灵保佑平安。
“啪……啪……”
正月初三，黄昏掌灯时候，我家大门一阵敲门声。
“谁呀？”母亲住在前后三个院落的中院上房的东屋，听到敲门声，就出屋走近大门问。
“给你老拜年来了，我是西大街郭xx。”
两家虽是老亲，自郭xx当了日本特务，再也没有来往，哪有黄昏时拜年？！母亲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毕竟还是开了大门，把郭xx等三人引进东屋。
“你儿子为啥不回来过年？”郭xx问。
“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母亲支吾地回答。
“别装糊涂！把你儿子都叫回来，他们在八路那边当什么官，回来皇军也给什么官。”郭xx威逼地说。
“我真不知道孩子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母亲一再这样说。
母亲话声刚落，郭xx举起手枪，“啪”一声枪响，将母亲打死坐在的炕上，扬长而去。
当时，只有二嫂和五弟等亲人在家，分别住在邻屋，清楚地听到特务威胁母亲的话，也听到了母亲的回答，没敢出屋。听到枪声，待三个特务出了大门，二嫂等急忙跑到东屋，看到母亲已经惨死，惊恐失措，泣不成声。
母亲遭谋害的消息，很快传开。第二天，天阴沉沉的，刮着刺骨的寒风。一清早就来了许多街坊，其中有些常和母亲合伙纺纱织布；有些常在一起做针线。她们全闹不清什么人、为什么打死了母亲，都暗暗落泪。在人群中间，夹杂着几个陌生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
“司家是诗书门第，老人去世，可要把儿子叫回料理。”
“孩子们回来，料理老人后事是大礼，不能错主意，让人们耻笑。”
“就是在八路那边做事，也不要紧，写个悔过书就没事了。”
“他们在八路那边当什么官，回来太君也给什么官。”
二嫂、五弟听到这些说法，感到了敌人是以谋害母亲，引我们兄弟回家。当时有的亲友唯恐受到牵连，不敢进我家，暗暗转告二嫂：他们兄弟坚决不能回来，防备敌人一计不成，另施他计，丧事要从简办理，家人远走高飞。
正月初六那天殡埋母亲，清晨就开始降起雪来，到处呈现一片洁白。我们兄弟不能为母亲送行，老天像在默默哭泣，表示无限哀悼。我家坟茔在城东12里的李茂堤，尽管雪下个不停，路远地滑，抬夫克服困难，终于把老人送到长眠之地。这时，发现几十个便衣武装，从四面八方向坟地集中，二嫂、五弟都吓呆了，头也不敢抬，只是哭母亲。李茂堤算不上根据地，游击队却经常出没。敌人揣想我们弟兄会到坟上，妄图来这里捉我们，他们的阴谋又未得逞。亲人们惶惶不安，埋葬老人回城，未敢久停，就收拾了衣物，分别逃往农村投亲靠友了。我为了牢记母亲的教育，坚决抗日到底，为母亲复仇，从此改用母姓叫董光。
（四）
跨入1945年，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最后胜利，中华民族神圣的抗日战争拉开全面反攻的序幕。5月14日（农历乙酉年4月3日），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大名城守敌弃城鼠窜，披蹂躏七年半之久的古城重见天日。当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解放之时，在农村流浪八年，受尽折磨的大哥一家，回到了城内家中。三哥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营干部，二野挺进大别山后，三哥因病留在濮阳后防留守处，这时也回到家中。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大名市。家中虽然空荡荡的，一无所有，但住房尚残存，还可以栖身。亲人聚首，悲喜交加。喜的是，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重回家中。悲的是，失去了一家之主，再也见不到慈爱的母亲了。我二哥在1942年5、6月间，随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太行山辽县麻田镇反扫荡战斗中，和左权将军同时牺牲了。二嫂哭着让我找尸骨。尤其是1945年大名城解放前夕的5月2日（农历乙酉年3月21日），穷途末路的敌人，以抗日军人家属，通八路的“罪名”，将五弟抓走，打得他死去活来，于5月11日（农历乙酉年3月30日）将他枪杀。那天，是弟媳刚生下儿子司培禄的第13天。这一桩桩悲惨事件，把人的心都撕碎了。
大名城解放这一年，是母亲惨遭杀害五周年，我们为了寄托哀思，全家一致心愿进行一次悼念活动。我们一起到母亲坟上添土跪拜，献上一束鲜花，敬了三杯酒。同时，把五弟的尸骨重新进行了埋葬。亲人们都无限哀伤，痛哭不止。这次悼念活动，没有通知近亲、好友，他们听说，也都走来，对为革命献身的母亲，表示了深情的怀念。
大名变成人民的天下后，人民政府对残害人民的民族败类进行了镇压。西大街特务系长郭X X等被枪决了。人们看到他们的应有下场，无不拍手称快。
母亲离开我们半个世纪还多了，她的音容笑貌和孜孜不倦的对我们关切、教育一直萦回脑际。中国人民已经从苦难中站立起来，现在扬眉吐气，再也不受外国人欺凌了。我们国家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实力空前增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大名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再也不愁吃穿了。我们国家在党领导下正进行新长征，专心致志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进步。这一切都是可告慰母亲的。
1991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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