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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润自传(待续)

时间:2021-08-28 09:05:12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成润 撰稿 呼中汉 整理   浏览: 分享:

成润自传

(壹一一柒)

成润 撰稿    呼中汉 整理 

 六、1932-1934年在北平一一19341936年流浪河南第二次被捕

1、我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来到北平。我对于北平,由于几年来和省委联系较多,不断路过不太陌生。但那时仅是过往旅客,并不真正熟悉北平。现在要真正住下来,安排较长时间的生活,一切都要从头摸索起。

这次来北平,首先碰到的是生活的困难。家庭拒绝供给,过去的师友不表示资助。对于执行立三路线造成的孤立,也有点自知之明。为了学习,提高党的基础知识水平,我决心把生活降到最低水平过穷日子,不向别人开口。这一点是没法和大山同志相比的。他被捕坐牢,在师友心中树起了令人钦敬的形象。我则从过去受大家尊敬的“英俊三弟”变成了“盲目”、“没脑筋”灰溜溜的,没人理采的可怜虫。他有过去七师教师不定期的资助,虽为数不多,尚可维持一般学生生活的水平。我则除最后给我的几元钱之外,别无任何来源。我为了节省几个钱,较长的时间和大山住在一块。他身体不好,也需要我这个“壮汉”和他一块生活,对他有所照顾。特别是我们搬出开支较大、环境较乱、学习干扰太多的公寓,租民房之后,生活劳动多时,更是如此。

这一年的暑假,为了在北平常住,报户口有个“职业”,便借我大哥(成润)的七师毕业文凭,在当时私立中国大学挂了名子。从此,我把在七师的学名成滋,改为成润。经过这些活动,又结识了几个新朋友。其中有一个德胜门外真武庙(尼姑庵)小学教师(北平人)。他们学校房子较多,他一个人在关厢颇感寂寞。了解我的情况后,对我寄予浓厚的同情,欢迎我搬到他们学校去住。考虑到地点偏僻,离开闹市比较安全。且有学校工友能给做饭,一切都不收费,每月可节省些开支。住庙内环境安静,读书更方便,为此大山同志也同意。这个地方,对我确是一个最安适的学习场所和机会。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坐下来读了几个月的书。

这里教师房铁铮,虽系北平老住户,但无北平某些人的坏习气,是老老实实的无党派人士。社会交往很少。和我结识之后,我便成了他最知己的朋友。他家也是一个生活不富裕的市民,对旧社会有他的看法和不满,但从未向任何人暴露过。和我相互交心是第一次。我带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书籍,虽不是秘密的,但都是他从未见到或听说过的。经把几本常识性的“浅说”“概论”之类的读物向他推荐之后,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从此他于课余,不再闲聊天,认真读书了。我和他之问的关系逐渐超越一般友谊,有了政治上的同情。他自认掩护我,能在那里安心的读书成了他的义务。对时局也逐渐关心了。对“九·一八”后,东北青年、学生流入关内,对北平人们生活思想上的冲击,有了正确的评论。本来对他还能进一步作些工作,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正式的组织关系,不便从现已达到的水平,再深入一步。

本来,在搬到德外之前,和大山都感到白色恐饰笼罩下的北平,许多进步书籍都成了禁书,在市场上不易买到。为了扩大我们的阅读范围,决定凑钱请了朝鲜人教我们学日语,每周三次,共六个学时,不要求说话,只要求能直接阅读日文的社会科学书籍。虽然当时受日本出版法的限制,对马列主义有许多删削,或以“x xx”形式“开天窗”,但还可看出大意。我们决心坚持认真学下去。我虽已搬到德外,但还是准时去听课。半年过去了,已能边读边学了。当时日本人在北平是有特权的,从日文书店,可以找到一些国民党禁止出版出售的从苏联翻译的书籍,我们日文工具虽尚未掌握好,阅读很慢,但凑合用,还可作为一个学习的渠道。

好景不长。北平当时人口不多,失业人比比皆是,这个走下坡路的城市,几乎没有就业机会。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并不是“肥缺”,你干上了,也有人挤你,前门后门竞争激烈。铁铮处事,老实巴脚,哪是那些人的对手?次年(1933年)春开学时,即被挤下台,我也跟着搬出,进城到我初住过的公寓住下来。

2、过去的一年,假如说是“两耳不闻天下事”潜心读书的一年,那今年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不抵扰政策,导致全东北河山变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日益扩张,大张魔爪,西进满蒙,南窥华北,又策动冀东自治,威胁平津。华北危机,国家危亡!亡国奴的命运,胁威到每个中国人。“北平虽大,竟没有我摆一张书桌的地方!”

形势不允许我再潜心读书了,想立即投入革命活动。但看到北平党的活动和在直南、大名等地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模一样,“左”的气氛有过之而无不及,“红五月”是示威游行、飞行集合、散发传单等活动最频繁的月份。每次活动都要有大批党团员、外围群众、积极份子被打伤、被捕。当时的北平军警宪特,无空不入,白色恐怖笼罩全市,是主客观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的时期。我们为什么打这个完全不可能取得胜利一一那怕是一点点胜利也好的仗呢。这样搞,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和自由,换取一时的痛快,不计代价与成本的活动,对革命有什么好处呢?在这些盲目的行动中我付出了代价,换来满脑子“问号”,这些“问号”从眼前事实中,并未得到缓解。当然,当时四中全会以后“左倾”的作法一一王明路线正处于高潮。看来是错误的,可是尚未受到批判。个人对它虽有怀疑和不满,怎好说三道四?估计不久将会和立三路线一样受到清算,把党的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暂时“等等看”以免旧的身心伤痕未愈,再加新伤。已决心从事革命的人,谁都清楚,革命是和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并非明智之举。

3、一年来,由于在大名不幸遭遇,与特委失掉联系,又因在大名处境险恶,仓促离开大名,失掉组织关系,造成当前这种组织生活不正常的状态,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娘家虽乱,总归是娘家”,一个人在组织外游荡,纵有美好的革命愿望,也无补于革命事业。如不抓紧解决,再拖长时日,将老成个人组织原则的错误。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又因离开直南特委时间较长,联系不上,决心在北平解决。便正式向当时正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的赵纪彬同志提出我的要求。后经他介绍,先参加了外围组织教联,对正式党的关系,由教联党组织解决。参加教联之后,一切工作,活动总算有了组织归属。和我联系的教联党组织负责人是岳一峰同志。他的公开社会职业是市三中教员。两年前他曾在大名十一中学任国文教员,是当时十一中教师中唯一的党员。我当时是大名县委成员、团县委书记,工作上和他接触较多。对大名工作和我的情况他是了解的。当我把仓促离开大名,未带组织关系,来北平一年来失掉关系的情况谈过之后,对这情况他是理解的。同意抓紧向上级汇报,研究解决。在教联工作上,便以党员身份安排我的工作,分管西城区几个学校的教联支部。我自德外小学,大山从地安门先后搬回北沟沿拣果厂公寓,住在一起。这个公寓住的多数系直南几县在北平上学的同乡,相互都认识,各人的政治态度和历史情况比较了解。没有职业特务混入,住着比较放心。可是这个区域学校较多,也是警特比较注意的地方。特别“红五月”几次行动,最近几天本胡同及附近又发现几次传单,敌人的注视更紧了。我们的公寓附近不断发现可疑的人在徘徊,离我不远一家住的学生,有人被捕,看来情况不妙。我和大山商议想搬家。先看好了房子,选择了雷雨交加的夜间,行人稀少的时候偷偷搬走了。新搬的地方,是西单二龙坑,中国大学附近小口袋胡同的一个公离,和大山同住一房间。这个地区本来是大中学校更加密集,警特更加注意的地方。正因为学生多,更好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可能成为它的优点。好在我还有中大学生的名义,报户口不易引人注意。且警察管区和西四北属两个分局,按户口跟踪,换了名子,短期不易搞清楚。这里小胡同较多,即发现盯哨,也易于摆脱。本公寓内,还住有晃涌光、裴振淑等同志,附近尚有原七师同学李大磊、王国华、赵子云等同志居住。如有一处分牛可疑情况,能讯速传播,大家警惕。一个月之后曾两次有不相识的人于拂晓时,没等我们起床他们在窗外呼找“成先生”。待我起来,他隔窗看到我时,他却说“不是,找错了,对不起”转身就走了。我们怀疑可能有问题,准备搬家,只因房钱不够,只得等几天再说。

张垣事变时,裴志耕同志(他当时组织关系已转来北平)根据党的派遗,去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工作。事变失败后,他于822又回到北平,也在我们住的公寓暂住。因夜间谈话过久,外衣忘了拿,就回房睡去了。

8月23日清早,公寓茶房喊叫有人找我。出屋一看有便装的、身着西装的不相识者,疑为教联的同志来接头,便装作旧识,引入室内。一进门便问:“你是成荣亭吧?”(这是我在直南工作时的曾用名,已几年没人叫了)这一下,我知道糟了,来者是特务。但也只得承认。他便动手检查,我的东西本来不多,把书架翻得乱七八糟。正在这时,裴志耕同志只穿着背心、裤叉闯进来,因他貌似公寓茶房,特务未注意,我乘机给他使了个眼色。他会意后,衣服未拿即转身出去,通知了其他同志。这时赵子云同志也来了,在我房门外骑车玩。我几次给他使眼色,他不领会,结果被特务叫进来。当他看清了情况想走,但为时巳晚。

对我的检查,开始抽出一些中、日文的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准备拿出作证物。最重要的是在报纸堆中翻出一些尚未送完的教联的文件和刊物。他们如获至宝,其他书籍也不带走了。命令我、李大山、赵子云三人跟他走。刚出公寓,李大磊、王国华迎面走来,未看出形势。几次问我们那里去,最后只好直说到“警察局”。这时特务涌上来,拟把他们一同带走。我故意高声向特务说,“他们刚来北平,准备考学(这时中大正在招考),每天找我补习功课,今天是来学日文。(我看他们每人手中拿一本日本语文法)不信问公寓掌柜!”这时掌柜就站在我旁,他点头表示同意。特务才未带走他们。这时才深悟,在同一地区住关系人太多,是个错误。

当时对被捕的人,宪兵三团抓的就直送宪三团,经他们审讯后,即分批押送南京。北平省市国民党和警察局刑警队抓的人,即送警察局。我们三人,被直送警察局四科(后了解这地方系河北省党部特务队直接管理的)。在他们办手续的时候,暂时把我们拘禁在一个空房里,无人看管。我们乘机研究了一下口供,统一口径。看来这次敌特是冲我一人来的。他们都谎说是来北平考学的,拟报考中大,我们都是大名七师同学。因刚来,暂借住我那里。关于我的情况,都不清楚,来往的人也不认识。如有意外提出的问题,都推到我身上,由我一个承担。他们争取早出去,剩我一人官司好打,人多相互不对茬,就不好办。我嘱托对这个说法千万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口。不久即被押在一个三间的房间内有木拦隔开的三个地方,不准说话,防止串供。这里和普通犯人在一起,押人很多。睡觉时翻身也很不易。虽然在押人相互都不认识,但从衣着、像貌上看得出半数以上都是政治犯。

李大山、赵子云分别提审过两、三次。从他们每次提审时间不长,回来后面部表情来看,估计没什么问题。又押了20天左右就被释放了。

我在这里被押了一个半月左右,经过大小审讯四次,从审讯中了解到这次捕我的是河北国民党省党部的特务队。主要主持人是叛徒小吴(吴正廷,他曾是中共河北共青团省委书记。曾去过大名,去过我家。立三路线时期曾多次去直南特委。后在唐山被捕叛变作了特务)。这次他虽未出面和我当场对质,但审诉人员第一次提审我时,就当场说,“小吴你是认识的,是你的老上级,他现在已转变,让我问你好。希望你和我们一块革命,把直南现在的情况搞清楚”“你过去的情况,还用谈么?不谈我们也清楚”。从审诉员口气中了解,他们准备回直南下手,但情况尚未掌握,想从我身上找线索。这可能是他们的真实意图。我目前虽有些消沉,但决不能当叛徒。

我在直南五、六年的情况,有叛徒小吴盯着,不承认也无用。但为了打消他们从我身上找到破坏直南党的突破口,我说:“过去的情况,小昊和我同样清楚,当然你们也清楚,不过、两年来我巳脱离直南,来北平安心上学读书。不再和直南有什么联系,情况已完全不了解。你们和小吴都知道,共产党为了不让你们抓到他们,他们的行踪和住址都是常变和严格保密的。隔一段时间就再难找到他们。我离开已两年多,情况早就变了,我无法帮你们的忙”。

他们又转了讯问话题,问我现在的活动情况。因为教联文件已被他们搜出,只得从教联说起,我到北平两年多来,主要是念书,学日语,去年考入中国大学。今年起,家庭已无力供给,想找个职业维持生活和学业,但在北平又没亲友“引见”。你知道我是河北七师毕业,想找小学教师的位置。北平僧多粥少,外地人更没办法。三月前参加了教联,想通过教育界人士,帮助介绍当个小学教师。在教联是个普通会员,能力不够,也负不了什么责任。因为还要上学,也没时间参加什么活动。问到联系人,伪称因过去互不认识,只知道他叫老李。对联系地点事前没准备,临时编造“西单商场半亩园西餐馆”门前,每礼拜二下午二时会面一次,每次均以手持半个芭蕉扇为标记。这些教联刊物,就是他暂存在这里的。至于其他负责人,由于我是普通会员,未曾接触过,不知是谁。当然也不清楚他们的住址。几次审问,这次是最主要的一次,时间既长,涉及的又都是两个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要我在堂供笔录上签字画了押。

过了十几天,又提审一次,以警告的口气通知,“再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希望你能转变,否则将来你自己倒霉”。我当时声明,我的情况前次都巳说了,现在没有别的要说的。最后要我当场具结。简要百十字,大意是“过去堂供属实并无虚言。今后当继续专心致学,不作其他活动”。看样子审诉结束,将要处理我的问题了。等了几天毫无动静,也不通知找保,我估计他们决不会放我。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忽然通知,院内集合与其他几个政治犯一起带上二人合的手铐送河北高等法院。押于前门里司法部街后地方法院看守所(即现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地址)。在公安局共押了40多天,巳到10月中旬了。

4、河北高等法院与北平市地方法院共用一个看守所。在押人犯多,政治犯、普通刑事犯都押在前后两排二层楼里。好像已形成习惯,政治犯都集中在后楼的楼上。我们这一批到后,经过挨个搜查等收押手续后即被送到后楼楼上。我的犯人编号313,姓名又成了在直南时的原名成荣亭。

我被关押的房间巳住满8人,我进来即超员一人。原住的8人,除一人系保定地区解送来北平的以外,其他均系清华、燕京、工大的学生和一个翔云书店的营业人员。他们都是在组织遭受破坏或游行中先后被捕,由警察局送进来的。据说,马哲民、侯外庐等左翼教授也押在这里才出去不久。

这几个人中,只有一人名叫郭启义的我在警察局看守所时看见过,比我早来二十几天。因这里没有床,大家都睡在地板上。我就紧靠他安排了我的睡觉的地方。

这里有个特点,因为谁也都是正被审查,未定案,相互不认识。为提防意外,对自己案情都避而不谈。故而虽相处多日也很少相互问到这一点。对人的了解,只能在日常生活、细小行为和作风以及对当前社会新闻的观点来观察。据说,院方、所方也通过和在押人中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来了解在押人的表现和案情的真实情况,有人为此就吃了亏。为此,处处说话不得不小心。经过一定的时间相处,相互之间也有了大概的认识。我们号里,还没“坏人”,没有向“所方”打小报告买好的人。有了这个相互了解的基础,有些问题就可以在我们之间相互坦诚的商议。这时这里边的基本情况是:

①由于我的组织关系虽然已经接上,还以党员身份工作一个时期,在上级尚未正式批准之前就被捕了。我只能自觉的以党员的身份和标准,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工作。这里边有这样多的政治犯,各人的政治面目互不了解,有无秘密临时支部,当然,即有也是绝对保密,无法知道。但从这些天的观察中,也出现了几个为大家所敬的人,如押在一楼的谢铁光(北大学生)、荣千祥(清华学生、现名荣高棠)和几位比较活跃与外边文化界联系较多的人。

②这些政治犯尽管各人的经历和案情不同,但在敌人面前都是犯人,现在受敌人管理制度的迫害,经济上受苛扣、剥削是一致的。争取最大限度的改善待遇,则是大家一致的要求。

③基于以上的看法,我们在号内秘密商议,要根据敌人能容忍的情况逐步以合情合理的方式,适度的展开向敌人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

第一是争取延长接见时间。本来所方规定每星期一接见一次,每次限定十分钟。这规定太苛刻。家人亲友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接见日,话未说完,就不让说了,太不近人情。我们秘密串连号召大家,采取“泡磨菇”政策,对看守让停止说话的禁令不予理采,拉也不走,故意拖时间。几次之后,看守习以为常,接见时间最长的能到半个小时。

第二是冲破房门整天加锁。这里的管理规定是,所有犯人的房子(他们叫作“号子”),每间都有一个马桶,犯人大小便都在自己房内。房内空气污染,很不卫生。我进去时,由于犯人争取的结果,已稍有改进。改为“房内白天仍然加锁,大小便可叫‘主管’(值班看守)开门去厕所。一次一人,便后加锁。”这是丧失自由的典型的犯人生活。为了争取稍多一点室内活动空间,我们通过秘密串联,商定全廊道各号,互相配合,一个接一个的叫“主管求茅”。看守不能不开门,结果是开了东边又开西边,调得看守来回跑,不得休息。坚持数日,看守烦了。我就出面以同情的态度私下与看守秘谈,“你们这样值班、实在太辛苦了。建议你们,对各号子白天不要加锁,谁要大小便,给你们打个招乎,自己开门出来,便后自己关上门。这样秩序可能更好,你们也轻松些。瞒上不瞒下,你们考虑我们的方便,我们自然照顾你们,向管理科长好交差。”通过秘谈,确实有了作用。过了两天,白天便不加锁了。牢笼是逐步冲破的,时日稍久,我们出入房门就不再向“主管”打招呼了。可是每天晚上8时“收封”(即届时一定要清点人数,房门加锁一夜不再开门)这是看守所的一条最严格的规定。我们冲击他们也不会让步。我们仍要仔细观察,具体分析情况,找出敌人漏洞,让看守为我们服务。现例举两个戏剧性的趣事:

甲,看守所在管理上是绝对禁止看报的。我们想每天看到报纸,这怎么办?我发现有个看守性情温和,常和我闲聊天,得知他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就是吃棒子面也很困难。闲谈中和他商议,借他每天上夜班的方便,每天给我们带一份《世界日报》进来。由我给外边可靠的社会关系写个条,见条给他五元钱,除买报外他可赚三元五角。我们保证为他保密,让他下班时把报纸带回。开始看守有些犹豫,送报怕出事。经过一段时间,看守觉着有利可图,又不出事,以后我们每天都能看报纸了。

乙,我们在押的政治犯中有两人被祛院判了徒刑,两日内要被送到第一监狱执行。大家酝酿,准备晚上开个欢送会,乘机大家联欢一下。当然几十个人聚会联欢,说说笑笑,会影响他们“收封”时间。白天,我们给看守打了招呼,开始有顾虑怕所长怪罪,经我们一再坚持并提出保证,不高声歌闹,以防被国民党省党部大院听到。最后他们勉强同意了。结果推迟“收封”一个小时。

第三是反对克扣囚粮,改善伙食。当时,凡是在押犯人,都有看守所或监狱免费供给饭吃,叫做囚粮。这有明文规定。政治犯以高等法院为第一级审判法院。“囚粮”标准,规定较高。有的说每日五毛,有的说六毛(比普通刑事犯高一倍多),由司法行政部拨发。对政治犯与普通犯人通常是分灶管理。但因这里的政治犯与普通犯同在一个看守所,伙食上一律是玉米掺子窝窝头,几乎是没有菜叶的白菜汤,另发一块咸萝卜。这种大锅饭,本已克扣很多,对政治犯来说克扣就更多了。这对在北平无家又少亲友照顾、个人经济又比较困难、只靠囚饭生活的人,确实很苦。要改善生活条件,是在押人的共同要求。对此,我们号内曾秘密酝酿过,如一般的提出“反对克扣按规定标准改善膳食”,这对所方是伤脑筋的大事,他们会坚决不干。没有提出来。

看守所内还办有一个小卖部,也可叫内部饭馆。它以在押犯人为对象,经营各种面食、米饭和炒菜。只要在押人账上有存钱,小卖部就每天到各“号”根据他们的菜牌,订第二天的饭菜。价格高,量不足,这也是所方财源之一。因这是在押人个人掏钱买饭,我们发言权更大。经酝酿,即以此为突破口,不宣而战。各号联系好,大家订互不重样的饭菜。待次日送饭时,问清价钱后再指出他们定价过高,都退回去。有几个号退饭,他们对其余号不送了,改为让看守去叫。我们责问看守,“我账上有钱,为何不送饭?”待将饭送来,我们仍退回去。这样经过两三天时间,将小卖部折腾的够受。同时他们也发觉这事是有计划的行动。所方负责人出面和我们谈判,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即向所方明确表示:“我们都是在押犯人,多是苦学生,谁经济上也不富裕,自己花钱买饭吃,已不容易,你们小卖部定价高、从我们身上赚“黑心钱”,良心上过得去吗?”并又指出“我们不讨便宜,只求公平,只要和外边饭馆差不多就成。你们要按外边行情定价。”他们不让步,谈判决裂。为此又经酝酿,所有在押人在内部做了准备,并设法通知外边组织,从社会舆论上予以声援。之后,我们即向所方声明: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即被迫“绝食”。所有在押政治犯把积存的面包、糕点等食品及水壶都扔出门外,以表示决心。事前我们知道,只要喝水,短期不会死人,敌人也明白这一点。所以这次绝食连水也不喝。“七日不食则死.”并非谎言,所方看到这种情况,顿时紧张起来。号门落锁,并调来大批警察在廊道游动,以防意外。

绝食开始后,所有政治犯都静卧“房内”,以减少体力消耗。同时,还不断以我们特有的办法与其他号联系互通情报。此间,所方编造“xxx复食了”、“xxx到管理科吃饭去了”等谣言,意在破坏我们的一致行动,但均属徒然。

绝食第三天是最痛苦的一天。在互通情报中便互相鼓励,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第四天过后,肠胃逐渐麻痹,痛苦少了,但由于不喝水,血液逐渐变浓,视力、听力急剧减退。身体素质差的,已经不能坐起来了。到第六天,大家身体已接近危险的边缘,能坐起的已不多了。我的身体是最好的,但亦出现耳鸣头晕、干呕等症状,视力也只有一米了。事后听说,外边报纸已公布我们绝食的消息。当然,这时对法院看守所的压力不小,他们不敢承担“饿死犯人”的罪名。终于到第六天晚上,也是边缘的边缘,我们仍无“复食”的表示,所方才正式表示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要求他们写出书面承诺,并把饭菜作出样品,标出价钱,摆在“值班室”,待一切淡妥,我们签字后,向各号宣布,绝食斗争才胜利结束。至此,已整整过了六个昼夜,幸未出现死人事故。在以上一系列的斗争中,我还是以党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

5、河北高等法院对我的案子的审讯与判决

①我的案子由警察局移送高法院已近两个月了,根据法院处理案子惯例,估计快要轮到我了。

我和郭启义在看守所既同号又是近邻,同住两个多月,在同所方一系列斗争中相互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友谊。郭启义虽是湖南人,但多年来一直住“公馆”,亦可谓“老北平”了。他对北平的了解比我深,有一些社会关系。我曾把我的案情向他谈了,征求他的意见,请他帮我想办法。他认为根据招认情况,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一般都要判二年半徒刑。但法院贪污亦是众所皆知的事实,只要有钱,五百元即可买到无罪。他因老母、弟、妹等赖他生活,没有钱,已被判刑,不久要去监狱。但他的女友有个哥哥倪先生,系“老北平”,五行八道,三教九流无所不通,与法院上下,律师行业多有联系。如我家庭能拿出钱来,他可把关系介绍给我。我考虑二年半时间虽不长,但还想多作些工作,只要有办法,还不愿去坐牢。也考虑到家人仍在恨我,是否肯再次拿钱,确是问题,可是只要大力争取,不会绝对不管。因此,与郭商定请倪来接见我一次,当面说清案情,请他们研究办法。面谈结果尚好,他愿承担与法院联系。他办此事实为内行,深知个中奥妙。他要我一定翻掉在警察局的供词,法官、检察官才好说话。之后,我们即分三个渠道进行。首先,我托在北平做事与我家有亲戚关系的大名同乡姚xx,向我家要八百元钱。第二,经社联的同志与负责互济会工作的张子栋同志(即《红岩》中的华子良)联系请求插手援助。第三,我自己准备翻案的诉状。主旨是公安局捕我系误抓。“成荣亭”系我家兄,不是我本人。搜出文件,系受人之托,代为存放,我并不知其为何物。这样翻案,我自认也难成立。就这样诉状很快递交上去了。

不久,即通知先开了检察厅。检察官煞有介事的讯问,我也煞有介事的陈述了我的翻案后的案情,第一场过去了。我提出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半月之后,即要开审判厅了。这是一场正戏。外边的同志认真作准备。为了表示隆重,请了两个廉价律师,并动员几位报社记者和一些熟人,届时旁听。开庭那天,法厅不大,人员济济,检察官陈述起诉书。经过法官讯问,我答辩,两个律师依次辩护,热闹了一阵子,最后判决宣告无罪。取保释放。这次报纸也登出了“乃兄犯罪,殃及乃弟”的本市新闻。判决宣布后,倪先生即化钱40元并向保证人保证“保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找到一个资金殷实的铺保。释放时已是1934年元月了。不久,由于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不同意法院的判决,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法院又通知要再增加一个铺保,双保保证“我不离开北平,随传随到”。本来是已结案件又成了悬案。

②我的组织关系在我被捕之前已基本定下来,还分配了工作。我刚由法院被释放出来,组织要考察被捕期间的政治表现,我不便贸然去找。我想乘机多读几年书。当时有无特务监视我不知道,但为了不再影响李大山同志的安全,我另行找房单独居住,于是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租了一小间房住下。这时向家要来的钱所剩无几,经济上更为困难。但每天去图书馆,这一段时间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四月下旬,接到高等法院通知,南京最高法院对河北省党部的上诉判处“原判撤销发还河北高等法院更审。”当时考虑到,这次判处无罪释放完全是法院受贿的结果,如到案接受更审,法院既不敢再受贿,我也无力再行贿,过去已化出的钱就完全泡汤。必然要判刑。化了钱还要蹲监狱,岂非最大的傻事。绝不能再到案受审。但也考虑到这样做对不起中间人和保人。想来他们非当事人,我逃案他们虽有麻烦,但有法摆脱,将来我再道歉赔偿。经与在北平的同志商议,大家都认为事已至此,只有这样办。由同乡介绍,暂去驻防察北的西北军赵登禹部的同乡处躲避一时,认为较为可靠。为此,次日即冒雨逃离北平,经张家口去张北县。当时张垣事变虽已失败,但赵登禹部的抗日救国的政治气氛还是很浓的。我的情况虽未向别人提及,大概是同乡已向师部有关负责人说了我的来意,他们都心照不宣的对我客气的招待。本拟在此多住些天,看看北平我的案情变化再定行止。月余后,我的同乡父亲病重,电促回大名老家。他既决定回去,我当然也不便再留在那里,因此便和他们全家一起回到北平。通过向北平的同志了解,法院传票已下,保人及经办人已到处找我,无法停留。次日即搭车离开北平南下,中途曾在邯郸下车,找大名老同志裴志耕。他是在我于北平被捕后逃离北平的,自谋职业,来邯郸分师教书。我向他借了点钱,即又乘车去河南商丘投奔原大名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当时在商丘地方法院任法官的大名同乡茜文轩处躲避。他对我1931年前在大名的工作清况基本了解。只因1930年前“左”的路线对大名尚未完全展开,我的工作对国民党县党部冲击不大,和他之间的乡情、友情尚未受到伤害。后因国民党逐渐法西斯化、他这个“温和派”的负责人被排济出来。为了找职业,始通过高等法官考试(他系北平朝阳学院法律系毕业)当了法官。当然,他对当时“法西斯化”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也有他不满意的看法。

1934年,国内战争正处于白热化时期,对鄂豫皖苏区“到共”巳进行一年多。我红军主力,已向川陕转移。但仍有少数主力军结合地方部队,坚持游击战争,保卫大别山根据地,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故而河南成了以刘峙为首的“绥靖区”,全省各地方白色恐怖,较非“绥靖区”的其他省份更为严重。我本来是来这里“避风”,并非上策,根据我所有的人际关系,没有更为合适的地方。当时我化名程树桐,住茜文轩家,当了法院的临时雇员,抄抄写写,得点收入,以补在茜家吃住费用。

长期吃住茜家,我觉不妥。于是多次请茜文轩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给我介绍个职业。经他多方联系,到8月下旬,河南原武县蔡县长同意我到他县中学,任数学教员,尽管这个课程对我并不合适,但考虑到我过去曾有升大学的奢望,英语、数学还打下一定基础,教县中尚可应付。同时这个课不涉及政治思想问题,对我隐蔽还是有利的。为此,我利用未开学的时间,借了些高中数学课本和教材,复习一遍,自感虽荒废数年,遗忘不多,尚不致误人子弟。到九月初,我离开商丘去原武县中学报到。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社会职业的尝试,缺少经验,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

③原武县是郑州东北黄河北岸旧黄河故道大沙河边沿的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县。人口不多,教育当然不发达。县城中只有一个完小,县城中学便成了最高学府。我到这里后,先拜见了县长和校长,尔后由校长陪同到校舍,算是正式教员了。这所学校只有一个班40多人。校长是县长的小舅子,整天在县府。据说是陪县长打麻将。他除来校上语文课外,其他时间便再难看到他了。教员只我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学校里,对我隐蔽倒也有些好处。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隐蔽、断绝一切社会关系。不过,仍和在北平的同志保持联系。以便了解法院案情的变化,并请他们寄些刊物。另外,还和一个在大名的女朋友纯属私人通信外,其他人均不知我的下落。当时听说在北平的熟人中曾有我“失踪”、“被暗杀”等传言。我认为这些传言更便于迷惑北平的国民党,另一方面,我在流亡中无组织关系,与河南地方党又毫无联系,我在学校除讲授数学课外,什么话也不说。虽然河南各地为白色恐怖笼罩,豫北各县也时有抓共产党的传言,估计波及我的可能性不大,故装作“两耳不闻天下事,老老实实讲数学”姿态,以此换取了多数学生对我讲课的称赞。学期终了,学校放假,我无处可去,仍暂住学校,等学校是否再聘任的消息。每天无事可做,除读书之外即于傍晚时登城瞭望城外的遍地黄沙。1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我登城散步回校后,工友转告我说,校长在教育局等你,请你回来后就去找他。对这不寻常的通知,我以为是对于下一学期是否续聘的事。但到了局长办公室,见到屋内坐了表情严肃的十多人,大家都站起来,局长向那些人介绍了我的姓名。有个人问我:“你是程树桐先生吗?”我应声说是,他即当众宣布说:“我是从开封来,奉命请你跟我走一趟。”我问是什么事,他声称“我是奉命办事,委曲你一下。”当即给我上了手拷,即被押送县城政府警察班看管起来。当时尽管我是蔡县长邀请来的,到关键时刻,他毫无关照之意。后来才知道,蔡县长等江西老乡都是和“南昌行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军统系统的成员。县党部书记长兼教育局长是国民党河南省党中统派系的人。在这些人中,我和茜文轩的友谊、人情、面子等,自然都无足轻重了。这时只有抱怨自己丧失政治警惕,还能抱怨谁呢?当被押县府之后,还搜查了我的房间,我本来就没带什么东西,当然搜不出什么证据来。因此,便把我的衣物和欠发的薪金一并派人送来。

我在原武本无亲友,只有一个姓彭的大名街坊,多年来一直在军队吃行伍饭。我们过去不认识,当时他在大名县当教练。认识之后过从甚密。我家的情况他也知道些。这时只有他尚可以助办些托办的事情。当即请警察班派人请彭教练来看我,请他把我再次被捕的消息发信通知和我有通讯联系的北平同志李景辰和大名女友郭秀杰,说明我已被捕,不让他们与我来信,以免受牵连。次日拂晓,即在特务押送下解往开封。途经新乡,又将他们已抓到暂压看守所的四个人提出,其中有小学教师和中学生,一块乘火车去开封。沿途那个特务始终行走不离的盯着我,好象把我当成最大的要犯。到开封后,用黄包车直把我送河南大学第八排(省党部特务队行动科机关所在地)。卸掉脚镣后即将我和同来的4个人押在一个房间。这里显然是特务队办公的地方,不是长期押人的处所。楼上楼下有几间空房,是临时审讯的房间。

被捕后几天来,我一直弄不清这次为什么被捕?我在原武既无组织关系,又无活动,对外除保留一两个绝对可靠的通讯联系人之外,一切关系均已切断,这方面不会出问题。河南各地不断遭受破坏,相信不论那里都不会牵连我。究竟为什么被捕,百思不得其解。我只有等待审讯,从敌人口中摸底,才考虑对策。孰料竟有如此偶然的倒霉的事情找到我。从新乡和我一起被押解来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光斗的系新乡一个小学教员,他大概是个党员,作过一些工作。和我从不相认,更无关系。这次大概是豫北党遭破坏后被别人供出来的。解来后首先审问了他。时间不长,就哭哭啼啼回来了,向我说他的情况,敌人都知道了。要他招认并供出和他有关系的人,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问我怎么办?我当然装作只会教书不懂门外事的人,不能为他出什么主意。只说事已至此,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你如忠于自己的信仰,就应该为信仰而尽忠,另一条路就是你所知道的,问什么,说什么。怎么办,靠你白己拿主意。待下午审问他时,他却哭啼不止。待敌人问他为什么哭时,他胡说:“程树桐说如果我说了,有可能吃苦头。”当我正在屋内和别人闲聊时,那位“行动科长”气冲冲指名找我,并大声训斥:“你在我这里边,还进行玻坏,对你不客气。”当即由特务给我订上一副八斤重的大镣,调到独屋室禁闭,整天不准出门。从此,我就在大镣啷当声中,整天过着不见天日的生活。因为带着脚镣,下身衣裤脱不下米,来时严冬穿的毛裤一直伴我到了炎热的夏天。经过这场糊里糊涂的冤枉罪,教育了我。在这样的鬼地方,天真的对人处事,是不成的,必须学会说假话,学会乖巧。

我“独屋”之后,同时被押来的那四个人经过审讯,都被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当然也不会让我知道。这里剩我一个人。为什么不提审我呢?为什么把我捕来?既不问也不处理,日复一日的押在这里。这些问题,我总想寻个机会问个究竞,能问出一点线索也好。

这个机关据说是豫皖地区特务头子洪陆东专员的办事处。但他从未来过这里。在这里经常办事的负责人,就是那个“行动科长”郑某。他除经常带领特务队出外抓人回来审问之外,也常不在这里。这里平时只看到一个办理文书事务和整理审问记录的年轻人,大概是个科员。这个人有些文质彬彬,不像其他特务那样满脸凶像。他有时隔窗看看我,我每次看到他过来,我就问他,我在这里押了很久,何时才能审问?我这样问问想从他口中探听点情况。头几次他都以郑科长出差不在来支吾,次数多了,才吞吞吐吐的说出了情由。我这个案子本不是河南的案子,系北平河北省党部公函,说你是逃犯,请我们协助抓获解回北平归案。现北京形势变化,这里一时不能送,暂押在这里。还嘱我等待。虽然他说话时半吐半咽,但我已大体摸清。然而河北省党部如何追踪到河南知道我的下落的原固,始终是个谜。为此,既已再次落入敌手,总要设法挣脱。正好利用当时“独屋”,整天面对四壁无事可作,安静的时期,把供词偏造的更完整,更合乎“敌人的逻辑”。

在第八排一直押了7个多月,巳进入炎炎夏日,我还穿着毛裤,浑身臭不可闻。半年多不理发,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罪囚模样。

19358月的一天中午,忽然通知我收拾东西,在特务押送下乘黄包车离开第八排,被转移到鼓楼附近一个窄狭的巷子,人称第四巷。这里是妓女院集中的地方。他们从中占据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作为特务秘密押人的地方。在这里被押的人犯约四五十人,出于各房门都落锁,除值班特务在院里操练拳术外,各屋都静悄悄的,显得格外阴森。打在这里的人,是全省各地新近被抓来的各式各样的人,大都在审讯中。各人都怀有自己心事,对自己的事守口如甑,连籍贯都不谈及。为什么把我押到这里,估计不透。后来才知道因为大头子专员要来视察,准备在第八排下手,所以才押送到这里。在这里我倒有几分放心,因为我现在没有组织关系,过去和河南各地工作上不曾有联系,确信不会牵连着自己。另外到这里后又把我的大镣去掉了,不必怕炎热穿毛裤了。同时还给犯人备有一把理发的推子,可以请会理发的难友帮助理发,胡须一扫而光,又变得年轻些了,可称得起一次小“解放”。

这里伙食很不好,除千篇一律的窝窝头,“甜汤”面糊汤,之外,几乎没有菜。但特务们并不禁止自己掏钱请他们代买咸菜,我请他们代买些咸菜,这才有了维持活命的最低条件。

我被安排在三间大房屋里,睡在二十多人铺草的地铺上,已挤得满满的。虽然大家挤在一起,但各人案情谁也不肯谈及。各人的真实姓名、籍贯、职业等也很少谈,只能从口音上估计谁是那个地方的人。当然在这是非之地,互不了解,相互警惕是很自然的事。一天,几个特务出差办案回来,押来一个身躯魁悟的彪形大汉。带着在潭河车站拒捕时武斗的伤痕和血迹,并加上脚镣和手拷,也押在北屋里。特务们喧叫这个人是潜伏下来的红军游击队的负责人,身带武器行动诡密,他们费两个月才抓到他的。这是个扎手的案子。我听到这些,想到自己参加革命已经10年,都在白区,尚未看到过红军,因之对此人暗加敬佩,但又无别的支援办法。估计他会和初来时一样,没菜吃,于是我每天去厕所时带一块咸菜放到他住的窗户里边。他虽不知道是谁放的,也会感到受人敬佩的安慰。在这里押了四五天,就被送走了。送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有的估计是绥靖公署军法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历时二十年革命胜利后相会时,他竟成了长期打击迫害我的主要人物。

193510月一天午后,我又被押解走了。到哪里去,历来是不告诉犯人本人的。负责押解我的特务,只带了一袋公文,肯定不是向远处解送。穿越市区不远,最后被押送到城内市区边沿的河南反省院。为什么把我押到这里,据后来了解,我这个人,是河北省党部的案子,因华北形势急剧变化,冀察政委会成立后,国民党已撤出北平。此案无处交代,但亦不能释放,才决定放到反省院。他们想通过这个政治染缸,把你从政治上搞臭,既使是共产党员,也会被共产党拒之门外,这是国民党反共斗争的毒辣的决策。

④河南反省院的管辖范围。从他收容的犯人范围看不是河南一省的反省院,陕南皖北也包括在内,和绥靖区的范围是一致的。在院的反省人,绝大多数是对大别山区于红军主力西进川陕后,清乡中抓来的农民,其中也可能有少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员。此外,就是从豫西、豫东、豫中、豫北等地抓来的地下党员或与革命有联系的人及嫌疑犯。多数是中小知识分子,也有个别的在校大专生。开封一师、高中的学生也有一些。院方为了进行“改造思想”的方便,把反省人按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丙丁四班:中学以上为甲班,中学程度为乙班,小学程度为丙班,粗识文字或无学历的为丁班。

这个反省院是由一个旧庙宇改建而成。前大殿隔成两排二十几个房间,除住甲乙班反省人外,尚设有小图书馆、阅报室和小卖部。二殿为一个大教室兼礼堂。后院为一般平房三合院,丙丁两班和女号都安排在这里。这前后院总称反省院。新加盖的围墙和二门,昼夜有岗哨。二门修盖着两排平房,院长、训育、管理、总务、警卫等科室均在这里,总称办公区。大门里到办公区之间,空隙较大,设有蓝球、排球等运动场地。

一个反省院本来不是“有油水”的肥缺,但这里和其他机关一样,是各种势力争权夺利平衡的结果。院长是江西人,姓黄,行伍出身,是河南军统中有一定地位的人。从来不到办公室,专事在上层拉拢。管理科长是他的亲信,据说是院长的内兄。文化程度很低,像个鸦片“瘾士”。警卫队长也是他的亲信。训育科是反省院的灵魂,科长姓范,河南上蔡人,原系河南大学教授,国民党省党部几派中的一派的头头,是中统分子。有人说他是改组派,有改良主义色彩。能上课讲授三民主义。对反省人采取软化政策,主张“反省院学校化”。对于院长邀请财政厅长及夫人来院向反省人宣讲基督教义,他坚决反对。总务科长是他的亲信,河南南阳人,曾任中学教师,能讲授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范也有他的外部活动,曾邀请财政厅秘书长来院讲授中国土地政策史,其内容颇富有学术气息。也曾邀请河南大学教授来讲唯生论,此人讲话纯系词句堆积,莫知所之,看来对政治性很强科目,他自己也不懂。这样也好,免得给大家灌输糊涂观点。本来大家都是奉命听课,不得不来,讲的好坏无所谓,不少人都在干自己的事情。

我入院后被分到甲班,住前大殿(称前院)中一个已住有五人的房间。由于这里管理较松,不像一般监狱看守所、拘留所那样,整天房门加锁。这里房间门整天开着,虽有锁只挂在门上,出入自由,出门互访也无人干涉。如出前大殿,与设在殿外的看守打招呼一声即可。我入院的头几天,即利用此方便条件,串门访问一些互不相识的早入院的难友,对此院的情况作了些调查了解。我认为这个院的“软化”作法,比其他强压、硬管的办法更富于欺骗性,会促使你缓解对国民党的仇恨,产生“国民党中也有好人”的幼想,以便达到他们“瓦解”、“削弱”共产党的政治目的。“大染缸”的作用的本质未变,只是斗争手段不同罢了。至于院领导的内部矛盾,只是他们之间的权利斗争,均不影响这个极端反动机构的本质。

我虽然由于对当时党内左倾盲动路线怀疑不满,而暂时失掉组织关系,但这是党内问题。现在在敌人面前,我仍然为共产党人。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就要有时时刻刻清醒的头脑,既经得起“硬”的考验,也要经得起“软化”的考验。处此环境中,更需要我们坚持党的立场,又要有灵活的斗争方式,“以不变应万变”。多研究敌人,以便“以硬对硬,以软对软”。

这个反省院的制度,从入院之日起,每六个月为一期,办理一次出院手续。根据在反省院的成绩或出院或留院继续反省。我对待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是:释放出院是我的愿望,但决不能丧失立场,给党抹黑,作出危害党的事情,这是“灵活”的最低限度。在院六个月,遇到很多问题,时时事事都要以此标准来指导自己。

⑤入院几天之后,训育科即通知每个入院反省人都要写个“个人历史和犯罪事实”的报告。这是难交的答卷。当然不能向敌人作“坦白交代”。可是敌人也不是傻子。编造口供要编得不出太大的漏洞才行。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敌人已了解我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都是河北省党部函请代捕时公函中附来的。河南本身不会有我的情况。在当时华北新形势下,国民党的势力撤出北平之后,以前的材料,都成了断了线而义无法查证的问题。这里处理我的问题本非份内之事,既已捕来也不能随便放出去,只能就依北平转来的材料为根据,了却一桩公案。可是河北省党部转来的材料,不会承认我在法院翻案的供词,只能将我在北平警察局签字的材料作根据。可是在那个供词里,并没有叛徒吴正廷揭发的材料,这方面的材料只是在堂讯中的口头提问,都不足为证。这样我的回旋佘地就大了。因此,对在直南工作时任职的省委巡视员、大名团县委书记、直南团特委书记以及其他的人和事,都可以避而不谈。在写“犯罪事实”中除个人的历史真中有假外,革命活动部分纯系虚构。至于在北平参加的活动,因被捕时搜查的文件我不得不承认外,其他情节则是一派“合乎逻辑的谎言”。这个纯属北平市内的问题,对河南毫无价值。基于这样对敌情的分析,我对于“个人历史和犯罪事实”的写法,自己确定为:第一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为表坦诚,说真的不厌其烦,让敌人看后发腻,听来厌烦,第二,革命活动部分,只说由于对封建社会不满(不犯法),中学时代参加过共青团,和一些同学组织过读书会,后因对左倾路线的不满就脱离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后,因家庭生活供给不足,为找教书职业参加了教联,职业未找到,反遭被捕,第三,这里涉及一些人,自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感兴趣的问题。有真写假,真的都是已经牺牲的同志和一个化名被捕后成为叛徒的,其他均系编造。这样写法是准备万一他们真的查找,也确有其人,但大都不在人世,敌人将一无所获,达到保护党组织的目的。

这篇最难作的文章,就是这样的应付过去了,事后证明,他们对外省的案子根本没有查对。

⑥反省人自治会主席是接受还是拒绝?

这个反省院为了显示他们对反省人管理上尚有一定的民主,院内生活给反省人一定的自由,这是他们“软化”政策的一个方面。他们历来就有在院方(主要是训育科)控制下的“反省自治会”,关于图书阅览、小卖部、出版刊物、体育锻练、游艺等都由自治会管理。各部门负责人,均由训育科指定。这些负责人有到期出院的,由训育科另指人补充。这种办法已是多届的传统。自治会设有主席一人,名为总揽全面,实为虚设名义。这个“主席”历来是由学历最高的反省人担任。

我入院两个月,院办了一次到期反省人的出院,原来的“主席”出院了,由于我的大学肄业的学历,是当时反省人中学历最高的,案情又不太重,训育科指定由我接替。对此我很犹豫,因为“主席”虽然是形同虚设,但名气较大,好像能当主席的人都是反省院最好的,才能博得训育科的赏识,这当然是误解,但对我的政治声誉是不利的。为前途计,最好能作个平平庸庸的“中游”不出名的反省人,想向训育科提出婉词拒绝的报告,后经反复考虑,“虚设”比“实设”好,他可以无所作为,少做些不利于革命的事。再说经指定而拒绝的尚无此先例,反而招来“不服训导”的不利影响,因此就逆来顺受了。当日即根据管理科的通知,将住处从原房间搬到“主席”的位置上。

难题总是接连不断的冲击着我。院内办有反映反省人反省成绩的对外散发与其他反省院互相交换的刊物。名日“正路”。院方交由反省人自治会出版部主办,编辑人员都是训育科在反省人中物色指定的。这个刊物版面不大,但是个用各种体裁进行反共的极端反动的刊物。稿件都是编辑分头向反省人征集的,这些稿子有的是应付,有的是某反省人为了争取早日出院积极反共,为表现自己主动提供的。我是新上任的“主席”,编辑们向我征稿,这是给我出的最大的难题。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宁肯不出去,也不能写这样的反共文章。这些编辑们都是能直接与训育科通气反映情况的人,又得罪不得。经我婉词推说我从中学到大学,从未写过什么文章,也无此能力,希望不要让我出丑。他们看我坚持不肯写,未再勉强,我这样推过去了。没有闹僵,也是幸运过关。

⑦情况已经清楚,只要在反省院住,这种冲击波总是会有的。想一下,我只这样消极防御是不成的。必须主动作点对上对下都认为是好事而又不带政治气味的事情,以便在反省人中树个“好为大家办实事”的形象。为此,我便抓了两件事:第一是加强小卖部,能根据大家的要求进货,满足大家日常生活必须品的供给。先给每个反省人发些定货条,要买什么就写条给小卖部,小卖部据此进货,这样既可以避免积压,又可以加速运转。在不增加院方周转金的情况下,扩大经营,扩大了货物品种,便于大家选购。与此同时,找了几位略懂会计工作的反省人,制作了一套商业薄记代替了过去条条流水账。每日结算方便,又少出毛病。大家反映还好。第二,是充实阅览室,经报训育科同意,增加了报刊种类和份数,便于大家阅读。第三,鉴于大家都很重视每天一小时的运动,多数对排球有兴趣,由于它每场容人较多,且不太激烈,经向管理科交涉,增加了一个排球场,以后场场爆满,大家都有轮流上场的机会。故而,大家感到生活上有了改善。

1935年新年将到的时候,训育科为贯彻他们“学校化”的方针,授意自治会管文艺活动的人,组织新年晚会,寓“改造”于娱乐。他们组织了几个豫剧、京剧的清唱折子戏等娱乐节目外,特别准备了一个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的独慕话剧。后来他们在训育科授意下,专门找我,一定要我出个节目。我当即答复,我在这方面是个天大的笨人,不会拉,不会唱,什么节目也出不了。在后台打个下手可以。他们死盯不放,我不得不放灵活些,答应容我想一想再说。考虑,既然推脱不了,只得作些准备。有一点是特别注意,无论什么节目,要避开不能有任何有害于党的影响的内容。在图书馆翻阅了许多文艺性的刊物,意外的找到一个“盲哑结婚”的独幕哑剧剧本。这个剧本不要演员说一句台词,只靠演员滑稽的表演表达情节,来逗得大家欢笑。剧本情节简单,只需俩演员,组班子容易。为此,这个节目排在晚会最后,时间很短,但逗得大家大笑一场,以高兴的心情作为结束。就这样,我在晚会的笑声中混过了这一关。

⑨约在1936年一二月份,黄院长约有两次与财政厅长(朱子文派)拉关系,约请厅长夫人来院向全院反省人宣讲圣经。事前由看守通知所有反省人都要到会听讲。院内在这方面的上层矛盾,早已听说过。这次是黄院长不顾训育科的反对,坚持这样办的。我本来认为训育科软化政策对我们共产党人是欺骗,黄借厅长夫人之口宣讲基督教经,对我也更是低级的欺骗,没有什么本质不同。这次我为表示我们知识分子的“骨气”,都借口“有病”“头疼”未去听讲。这一点,事后我被指责为“不听训教”“不接受改造”。

⑩二三月份,离我第一期满期(按院方规定六个月为一期)只有两个多月了。有些反省人为了早争取出院,积极创造“反省成绩”,以同案或同乡联名发表反共宣言;也有少数人为表示自己反共决心,除联名之外,还以个人名义发表。这种东西印出之后,都送到训育科,由个人开列发送单位或住所,由训育科统一办理。训育科还从中选择大案或水平高的送河南国民党日报发表。这些都作为个人反省成绩,为院方考虑某人是否准予出院的参考。不过,这些并非是院方的统一规定。发表与否,也由个人决定。大概人人都明自,只要过去参加过革命活动,这样办并不光彩,所以这样办的人,在反省人中绝非完全保密,但也不公开大肆喧嚷。这些东西的印刷,院内设有一个石印室,反省人轮流在技师指导下劳动。我在劳动中经常看到这些东西,但不能作出任何反应,也不能打听,只能在装糊涂中应付过去。

⑾到4月份,已近出院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凡是到期出院的反省人都必须提前办理出院手续,手续办不完到期也不能出院。按手续有两条,一是每个出院反省人必须向反省院递交一份悔过书(个人的或集体的),第二,必须在全院反省人大会上作出院演讲,向大家汇报反省的心得。这是最毒辣的政治措施,要每个反省人最后亮相。在此关键时刻,要么就背叛自己的立场,要么就决心把牢底坐穿。我经过反复思考,几夜不能入睡。回想几年来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折腾,情绪确实有些消沉,但相信党的正确路线总能纠正错误路线,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革命的道路。(这时遵义会议已开过,红军长征已胜利到达陕北,全国革命形势已出现可喜的转折,太好局面尚不了解)故此想道,不让出院也没什么了不起,可在里面等待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从报纸上看到由于日寇侵略步调加快,华北局面急剧恶化。自去年“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已风起云涌。全国青年已走出课堂,投身救亡活动,我怎能在这里消极等待下去?因之又产生了早日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争取早日出院的想法。这次到期出院的有十六七人,准备办出院手续的也有几个积极分子。他们几个商议写好一个“悔过书”,找我让将出院约十多人签名。找到我时,我粗看一下,内容都是报纸上国民党讲过千百遍的批判共产主义的陈词滥调,尽管如此,签名与否已到了最后关头。经过多次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在集体悔过书上签了名。虽然出院是为党早日工作,但却在个人历史上造成无法洗掉的污点。

出院手续的最后一关,即“出院讲演”定于6月初举行,届时要在全院反省人大会上讲述自己的历史、犯罪事实及今后志愿等。这是个群众性的反共讲演会,我决不能在这样大会上讲不利党的话,以免在已有污点的历史上再增加污点。如何应付?我决定利用院方规定每人讲话一个半小时限额,以“形左实右”的办法,多讲无关紧要的话,避开政治性的话。但是,根据公布程序,把我排在第一名发言。登台之后,即将大名的地理位置、社会情况、家庭情况、个人上学经过、真实姓名的变化、思想变化等作了详细的叙述。看起来话犹未尽,但时间一到不得不下台离去。我避开政治性讲话的目的达到了,最后总算闯过关去。在反省院六个月,是在处处警惕和左躲右闪中闯过来的。至于如何评价,只有组织审查结论。

1936年5月10日左右,院方通知出院。我在开封人地两生,无法取保,只有托同屋反省人段庆林(他是少爷,河南省淅川县大地主,在开封有家,曾在北平私立诚成中学读书时和我相处还好)给花了10元钱,找了个小刻字铺作铺保,当日管理科对保后,手续完备,发给出院证明才获释出院。买铺保花了10元钱之后,我已所剩无几,想马上离开开封,但没钱那儿也去不成。只有先在鼓楼附近找个小店暂住。一年多来为避免牵连别人,一切关系都切断了,要取联系只有盲目发信求援。大名家里人不会理睬,这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意外收到大名七师晃哲甫寄来50元。晃老是在郭鸣鹤被赶出七师之后才回七师的,当他收到告急求援信,伸出了友谊之手,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

有了这50元钱,使我换上了夏季衣服,还清了小店的欠账,使我有钱买票回到商丘地方法院茜文轩处。在这里,我和北平的同志取得联系,得知北平国民党势力确已撤离,机关牌子都没有了。法院的案子在我走后闹过一阵子,中间办事人为不让保人被抓、受害,全家出动到他所知道的我在北平的同学、朋友处找我,到处扑空之后,才从天桥雇了两个大烟鬼,讲妥一天5角钱,一个“大烟泡”,在铺保处等着被抓,他们真的被抓进法院20多天,法院弄清情况后,把大烟鬼申斥一顿就赶了出来。经过这场闹剧,法院也有了交代,此案已告结束,不再追究。

在我被捕前海誓山盟的女友,因我长期无有下落,不愿坐失年华,已另寻男友结婚了。所在地点虽不太远,不好再来见我。为了往日的友谊,不再干扰他们生活,预祝他们新婚愉快,就此结束了过去的一切。

这时我本可以回北平,只因路费不够,又不好再向茜文轩开口,即托他设法找临时工作,时至九月,各机关学校用人期已过,找工作确实不易,但茜文轩还是认真负责的。经过各方打听,得知离商丘不远的永城县中学开学后有一教师请假,想找一个公民课代课老师。经茜介绍,我到校后,看了他们的公民课本,其内容是三民主义的节录,我认为不应该讲这些东西。即向校长说清楚,我不是国民党员,讲此课有些不妥,建议根据课本精神与我们国家形势,选择几个题目,进行实事教育,教材由我负责搜集。经他同意后,我首先选定“华北政治形势与青年的前途”这个题目。同时还托北平同志搜集了一些报刊,从中选择有关文章为教材,进行授课。不久,双十二事变后国内形势更加紧张,又以此讲题,进行宣讲。这都是青年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对于讲这个课,在同学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应。认为这样讲课,比死啃课本好,并且我选讲的文章,又是公开刊物,学校当局也难提异议了。

代课到期终,我已攒够了路费。放学后我即经商丘向茜文轩告别,于1937年元月回到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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