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炜是一位产量惊人并具有持久活力的优秀作家。对于文学，他有一种远超于一般作家的热度、痴迷和虔诚，乃至怀有重大而神圣的人生、伦理诉求。张炜小说有一种基本结构，即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这种文学结构决定着他的叙事风格，也蕴含着他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的体验、认识。他总是以自然作为一种有形无形的尺度去衡量社会历史和人性。这种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深深地根植于他的生命深处，是他童年时代心灵创伤的文学升华。
一 对文学的痴迷、虔诚
张炜无疑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阅读张炜，你很容易发现他那持久的创作能力和令人惊异的作品数量。他1970年代初期就开始创作，然后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仍然具有强大的文学影响力。他不仅有数量可观的中短篇小说，也有《古船》《九月寓言》《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一系列长篇小说，还有《你在高原》这样罕见的近5百万字的“长河小说”，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儿童文学作品。诚然，创作时间长，作品数量多，并非仅仅是张炜一个人，贾平凹、莫言的创作数量也并不少，但是，在张炜这些海量的文字里，我似乎感觉到一种异样的热度和力量，这就是他对文学痴迷与虔诚。他沉迷于文学，让文学变成自己的生活、生命和世界。他是一个生活在文学中的人。文学在他那里是近乎神一样的存在。无论在哪个时候，现实总是很庸常、琐碎乃至无聊，而那些真诚地对待文学、痴迷于文学的人，往往是精神有所期待的人。
读张炜的《游走：从少年到青年》，似乎发现了张炜海量文字背后所依托的力量和激情。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作，在校办油印刊物《山花》上发表散文，并表现出一定的文学天赋。从此，他便踏上文学之路，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命运。1973年，张炜创作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木头车》，然后是1974、1975、1976……年年都在写，没有断过，也没有犹豫过，一直写到他上大学，然后到他的成名作《声音》（1982）《一潭清水》（1984）……，从“泸清河”到走向高原，就这样一直写到今天。张炜说：“我读小说，写小说，从中得到无限的欢乐。”我相信，这话在张炜那里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有着沉甸甸的重量和灼热的温度的。文学对于他，存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魅惑和引力，也许是连他自己也未必完全能够估测的巨大而神密的存在。
1974年的时候，张炜为了创作，“去龙口市北部渤海湾中的桑岛居住两个星期，探究岛上渔民生活。”因为文学的缘故，他和他那个初中校长的关系，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文学意味。他有些恨校长，因为张炜的父亲是“文革”批斗的对象，有时要被拉到学校批斗，开批斗会的时候，张炜也要一起跟着喊口号。这个校长在大字报上经常用红笔勾勒出精辟的词句。但是，张炜更感激校长，校长似乎变成了他文学天赋的鼓励者和扶持者，他和校长竟然成了秘密文友。因为喜欢张炜的文章，毕业的时候，校长便不惜花费很大的力量把他这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留在校办工厂。这是张炜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工厂实行的三班倒工作制度，这使他有很多的读书、写作的时间。他和校长之间竟然成了文学密友，他不断地写出文章让校长看，往往得到校长的赞许。校长也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读，他写出意见来，两个相互切磋，相互鼓励，相互交换各种有趣的书，彼此都享受着文学所带来的快乐。他们的阅读相当广泛，有外国翻译小说，也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张炜当时的写作也发生了影响，使他与时代的文学风尚拉开了距离，“这些书中有五花八门的造句方式，它们与当时的教科书完全不同。”
张炜青少年时代对文学的沉迷和痴情，是令人感动的。他为一种文学的魔力所感染，执着地到处寻师访友，想要找一个文学上的“好老师”，也希望找到更多的文学朋友。他从十多岁一直到二十多岁，为生活所迫到处奔走，走过很多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少不了拜师寻友。他拜访过许多老师，也结交过许多文友。他第一个老师住在深山里，他和伙伴们骑自行车，带了水壶，走了一天，终于在一个山村里找到老师。他和老师盘腿坐在炕上，老师询问他的写作情况，谈论自己的文学见解。从那以后张炜甚至将“盘腿而坐”看做是谈论文学最正规、最庄严的姿态。老师拿出自己珍藏在小柜子里的作品：一些字迹密密麻麻、涂着许多红色墨水的稿纸。还有已经发表的一些通讯报道。这些报道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被订成一个小本子。张炜和小伙伴们都探过头去看，就像观看某种神圣的东西，大家激动不已。张炜当时还有一个文友，这是他所见过的一个最大的“写家”。张炜一听到这个“大写家”就不顾一切地赶到那里去，最后终于在一个空空荡荡的青砖瓦房中找到了这个“大写家”。“大写家”把他拖到炕上，从炕上的柜子里拿出大把的地瓜糖，两个人一边嚼着地瓜糖一边谈论文学。“大写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读给张炜听。张炜对这个“大写家”羡慕不已。“大写家”的作品非常多，一摞一摞地堆起来，能有一人多高，自述达到一千万字以上。张炜认真地听着“大写家”的作品，“大写家”一丝不苟地读着，读到天黑，点起油灯，又读到凌晨，两个人都毫无困意。
这种寻师访友的经历，直到现在也仍然让张炜激动：“文学让我们更为珍视友情，朋友之间，师生之谊，所有的情谊都不能忘记。仅凭这一点，文学也是伟大的。”或许，在友情之外，还有值得回味的东西。文学不仅是艺术，文学也是一种生活。或许谈论什么已经无关紧要，要紧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生活方式。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之外，他获得了一种近似于隐秘的生活方式，一种独自的个人的生活。在“文革”结束之后，有学者提出“潜在写作”，认为在“文革”时期存在着一种近似于“秘密写作”的一种创作。张炜显然不是“潜在写作”，但是，他曾经拥有一种“潜在的生活”，一种具有私密性的充满友情、激情的文学生活，一个很大的天地。
正是基于这种文学经历，张炜才希望让文学承载更多的精神和伦理的内涵。在19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之际，他和张承志一道，以笔为旗，高张人性的道德理想，清洁精神，对物欲横流的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他的确是一个能够激发精神性想象和体味的作家。他相信文学的力量，把文学看成是一种伟大的事业，高度重视文学的精神、道德内涵，认为作家人格对作品具有巨大的影响。他在《柏慧》《家族》创作过程中，思考着一种神秘而巨大的力量——“爱力”，这种“爱力”深受后精神分析哲学家佛洛姆观点的影响，认为人类有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一种是生的本能，是创造性的生长性的，另一种则是死亡本能，这种死亡本能同样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两种本能纠缠在一起。死亡本能顽固地存在于人的潜意识之中，并以毁坏世界为快意，它甚至以一种令人难以觉察的方式毁坏社会人生。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的使命就在于持续不断地与死亡本能进行斗争。作家要敢于直面人性的弱点，洞察人性的弱点，遏制死亡本能，强化生的本能，强健人类的精神活动。这使他更亲近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
二 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优秀作家的创作都有自己基本的文学结构，这种文学结构决定着这个作家的叙事风格，也蕴含着他对世界、社会历史和人生的体验、认识。通观张炜的创作，我以为，他的文学基本结构是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其背后隐含的是个人与社会、心与物、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2000年，张炜在日本一所大学的演讲中谈自己的创作，他说：“我的写作大约就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对于记忆的那片天地的直接描绘和怀念，这里面有许多真诚的赞颂，更有许多欢乐。另一部分则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这里面当然有迷茫，有痛苦，有深长的遗憾。我在这当中有一个发现，就是拥挤的人群对于完美的生存会有致命的毁坏。他们作为个体有时是充满了建设的美好愿望的，但作为一个群体是必然要走向毁坏的。我的这个悲观影响了我的表达，也影响了表达的色调和方法。”这里张炜所说的“记忆的那片天地”，就是“自然”，这种“自然”不仅仅是指实际存在的自然，诸如动物、植物、天空、大海以及山川河流等等，也指那种价值性隐喻即浪漫主义意义上的“自然”；张炜所说的“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则指社会历史及现实。张炜创作往往以“自然”——“记忆的那片天地”对抗、反思社会历史和现实，以心灵、精神和道德的高扬，来对抗苦难性、物化、技术化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这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情感和精神。
张炜虽然在“文革”时就沉入文学之中，但是，真正公开发表作品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的1980年。这一年他在《山东文学》上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和《操心的父亲》。随后，一发不可收。1982年《声音》获年度短篇小说奖，1984年《一潭清水》再度获得年度短篇小说奖。1984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芦清河告诉我》，包括《达达媳妇》《看野枣》《黄烟地》《声音》《山楂林》《天蓝色的木屐》等十多部中短篇作品。张炜“芦清河”时代所呈现的乡村，与其说是现实的真实的乡村，莫不如说是心灵的乡村，是他“记忆的那片天地”，是浪漫主义意义上的“自然”，是乡村生活的诗意化想象，带有浓郁的田园牧歌的味道。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纯净而美好的诗意，呈现出清新淡雅的抒情风格，雅致、明朗、欢快，如同山间一道清澈的山泉。尤其善于写青年女性，性格单纯，善良、活泼而又天真。乡村的山野、树林、河流和乡民生活、劳作都明丽动人，透漏着一种清新的气息。虽然这里也存在着冲突、摩擦，但不至于过于紧张，也构不成尖锐的对立，最终往往都能归于和谐，是时代的礼赞，也是生活的颂歌。获奖短篇小说《声音》（1982）可以看成是张炜“芦清河”时代的代表性作品。这是一篇抒情性的乡村改革小说，写时代变革给乡村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二兰子是张炜擅长塑造的那种乡村姑娘，单纯、善良、天真。她早晨去树林里割草的时候，巧遇男青年小锣锅。这个小锣锅携带着那个时代标志性的信息：他因为没有文凭，被学校辞退，于是，他刻苦学习外语——文化知识，然后考上公社工艺制品厂。二兰子受到小锣锅的影响和鼓励，也决心学外语，追求新的生活。故事背景是一片茂盛的树林，是清爽怡人的早晨，有鸟儿和山鸡的清脆叫声，还有一片片的青草和透明的露珠。整个小说流荡着一种淡雅、清新的抒情气息。《夜莺》（1983）写乡村夜晚的劳动，把场院里的打麦子、堆麦草写得一派欢乐、祥和，如诗如画。有意思的是，假期里的大学生来到场院劳动，他被劳动的欢乐所感染，领悟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美是生活。”在《天蓝色的木屐》中，大榕虽然出身地主，但是，他不仅不会遭到歧视，还因为自己的多才多艺，获得了泼辣漂亮的姑娘小能的青睐。在小能的鼓励和爱情中，大榕不再压抑、郁闷，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新生。在《看野枣》中的大贞子近似于小能，开朗、泼辣、单纯、善良，青年三来因为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在“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还处罚过大贞子家，在施行责任制以后，被选掉了队长。当他表现出要悔过自新的决心以后，大贞子便不再记恨他，而且决定帮助他。
1984年起，张炜创作发生巨大变化，现实感在急剧增强。《一潭清水》（这篇小说获1984年短篇小说奖）是标志性的作品，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意义。它既显示了张炜的来路——“芦清河”时代的张炜，也暗示着张炜的去向——“芦清河”的古朴宁静在现实的冲击之下迅速消亡，以及重返“芦清河”的努力。在笔调上，《一潭清水》仍然是先前张炜的那种抒情，但是，不同的是，清新、明丽之中加入了浑浊、昏暗的影子，现实连同人欲——尽管这种人欲是微小的心理变化，却足以将先前的完美击碎。海边的瓜园，看瓜园的两个老人老六哥、徐宝册，和一个流浪少年小林法，相处得如同一家人，其乐融融，无忧无虑。两个老人喜欢小林法，如同喜欢自己家的孩子，总是给小林法西瓜吃，小林法也会帮助两位老人干一些活，他还会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但是，社会发生巨变，乡村施行生产责任制，土地承包，老六哥、徐宝册承包了西瓜地之后，这种和谐的氛围被打破，老六哥觉得小林法多余，觉得他吃西瓜太多，徐宝册觉得老六哥变得陌生了，便离开老六哥，和其他人一起承包了一片葡萄园，小林法经常去徐宝册的葡萄园。他们都怀念当初的西瓜园，怀念往日那种人与人之间淳朴友爱的生活。在小说中，“一潭清水”是这种和谐生活的象征。小说结尾处，徐宝册要再挖一个水潭：“一个早晨，一老一少真的找块空地，动手挖水潭了。大概泥土很硬，他们一人拿一把铁锹，腰弯得很低，在桔红色的霞光里往下用着力气……”这是重建美好生活的努力。这篇小说完全是一篇具有张炜特点的田园象征小说，包含着张炜后来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或基本结构——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人们本来拥有充满友爱的无忧无虑的和谐的生活，但是由于世道的变化，尤其是人心的欲望，丧失了这种美好的生活；后来的人们最大使命便是恢复、重建那种美好的生活。显然，这是有关人类黄金时代或亚当夏娃失乐园的古老故事的现代重写。近似的故事是中国儒家文化缅怀尧舜禹时代、道家文化渴望“小国寡民”。卢梭的“高尚的野蛮人”也是同样的故事。这是一种原始主义或自然主义，是席勒所说的那种“感伤的诗”，其基本格调是怀疑的乃至悲观的，对生活是一种不断下滑、跌落的感觉，是一种退步论或衰退论的历史体验。其更为典型和抽象的表述是社会历史的进步与人的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一潭清水》之后，《秋天的思索》（1984）、《黑鲨洋》（1984）、《秋天的愤怒》（1985），一直到《古船》（1986），张炜创作重心转向现实，由“记忆中的那片天地”转向“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实际上就是将《一潭清水》中作为背景的社会现实（土地承包）及其引发的人欲移到前台作为直接的表现对象：在时代变革之中，人欲的膨胀和恶化。乡村社会进步了，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堕落，因为王三江（《秋天的思索》）、肖万昌（《秋天的愤怒》）仍然横行乡里。张炜的抒情调子也由清新明丽变得忧郁而愤怒。
在此，必须注意的是，“芦清河”的田园不是消失了，而是隐藏在幕后，凝聚、升华为一种更为深沉的情感和理念，成为张炜永远的执着和坚守。这是张炜反思、批判的巨大动力和尖锐武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都有强烈的道德感。《古船》把现实与历史叠加在一起，覆盖广阔，具有充分的社会历史内涵，却依然回荡着强烈的道德感。在揭示、反思历史循环性的苦难、残酷的时候，隋抱朴本着一种纯粹的超越性的善良本性，他要走出这种无休止的冲突，这种善良本性所依靠的恰恰就是终止冲突的安宁平静的和谐理想，而非来自历史运行本身。在《九月寓言》（1992）中，张炜又转身返回“自然”，“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以对抗日益都市化的喧闹现实。也可以理解为回到“芦清河”，但是，不是简单地复制“芦清河”，而是对“芦清河”的改写。在此，张炜的“自然”叙事是一次重大的革命，他将“芦清河”那种陶渊明式的古典自然——田园，改写为更具现代意味的“大地”。这个“大地”具有尼采式的超善恶的混沌性，也有老子的“天地不仁”的大境界。《你在高原》这部巨制内在动力是自然，宁伽等在高原上游走，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失落或丧失，然后再寻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渴望重建和谐自然的过程。《独药师》（2016）的“养生”与“革命”的矛盾，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张炜的养生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悟性和体验。《艾约堡秘史》（2018）中这种二元对立变成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
三 童年心灵创伤的文学升华
这种自然与社会的紧张、冲突深深地根植于张炜童年时代的创伤性的经历。张炜出生于山东渤海莱州湾畔的一片丛林之中。张炜的家庭原本是有钱的大户人家，为了躲避战乱才来到这里。他家是这里的唯一一户人家，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张炜读书的学校也被大片的树林所包围。这种童年生活，使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对自然的情感和敏感。在童年的张炜眼中，自家周围人烟稀少，却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树，还有许多小野兽，有辽阔的大海，有荒野。他的父亲长年在外地，母亲去果园里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外祖母在一起。外祖母常常领着他在林子里玩耍，有时他也一个人跑到树林子的某个角落。他就是这样在自然的怀抱中成长。那些花草树木以及各种小动物，给他无限的欢乐，“我们上学，要穿行在树林里；放学回家，家在果园里；到外边玩，出门就是树林子；割草、采蘑菇、捉鸟，都要到树林子里……；去河边钓鱼，到海上游泳，也要踏过大片浓绿的树林……我们学校那时候上劳动课，老师领我们到林子深处采草药；有的课，比如音乐课，有时也到林子里上，大家把歌声撒落在枝枝叶叶中间了。”在夜晚的时候，家里人往往找出一本书来读，听家人讲书，也是他的一大快事。冬天大雪封门，全家就点起火盆，在炕上放上一张小桌子，外祖母和母亲一起插花。她们用高粱杆做成梅花。在很小的时候，张炜就能写点文字：“一是内心的幻想，二是林中的万物。心中有万物，林子里也有万物。这些，完全不是林子外的同龄人所能理解和知道的。这成了我的特长。入学后，这一特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也就飞快地发展起来。简单点讲，这就是我的文学之路的开始。”这种“自然”感受和体验与张炜的自我融合为一体的，是张炜更为深沉的自我，和文学的根基。阅读张炜的文字，我们很容易发现他那种对于“自然”的极为敏锐、丰富而发达的感受力，和长于自然景物描绘的文学能力。张炜认为，文学家就是要学会眷恋大自然，俄国作家叶赛宁、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都有大量的讴歌自然、书写风景的优美诗篇，都有对大自然的一片深情。
另一方面，张炜的童年所感受的社会则是令人恐惧、心寒的。张炜的父亲蒙受冤案，是“地富反坏”一类，是被“专政”、被“改造”的对象。张炜的父亲在外地劳动改造，即使回到家也要受到监督。这种家庭出身使张炜长期承受着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在张炜的那些不同时期的自传性文章中，有关父亲和家庭的信息总是欲言又止，犹犹豫豫。张炜似乎不愿意提及这些，但是又往往流露出一些信息来。在“文革”时，张炜在学校里还要参加批斗父亲的大会。他要和大家一起排队赶往会场，还要和大家一起举起手臂高呼口号，如林的手臂让他心惊胆寒，批斗会之后，人们的种种议论和歧视、侮辱的目光，更是让他痛苦不堪，“记得那时我常常独自走开，待在树下，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快些死去，不那么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张炜的父亲作为“地富反坏”一类人物，从外地回到家里的时候，就会受到民兵的监视。在很深的夜晚，他都能听到房前屋后的脚步声。而且。在监视过程里，父亲还要接受民兵的审讯：“他们进门后让父亲立正站好，然后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审问。他们问的所有问题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问来问去就是那么几句：是否有生人来过，近来有什么不法行为，等等。”为了开批斗会，民兵有时会将他的父亲捆绑起来，张炜亲眼看到父亲被民兵捆绑的情景：“民兵捆人很在行，他们会想出许多花样。有一个年纪十七八岁的民兵把父亲捆上了，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民兵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行’，他叼着烟，一边解着父亲身上的绳索一边咕哝，向旁边的人示范。他用膝盖抵住父亲的腿弯，然后将手里的绳子做成一个活扣，只用三根手指轻轻一抽，绳子就给拉得绷紧。”民兵给少年张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恐怖印象。张炜家里养猫也养狗，猫和狗也算是他们家的家庭成员，全家人在狗的身上感受到忠诚和热情，它们也是安慰张炜的伴侣，但是，上边下达了打狗令，家里的狗被民兵杀死。那时候，三年两年就下令打狗。张炜不止一次地回忆民兵杀狗的情形。他特别恐惧冬天下雪，因为一下大雪，父亲就要去扫雪。就像许多地方一样，当地规定“地富反坏”扫雪：只要下雪，父亲就必须出门为整个矿区和村路扫雪。“哪怕大雪还在下着，他这个永远的扫雪人也要赶紧携帚出门。大雪下啊下啊，好像成吨的雪粉都是为父亲准备的。”在这种苦难之中，“自然”便成为他最大的精神港湾。
随着张炜的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自然、社会的体会和认识，也逐渐变化、拓展，并日趋复杂和丰富，并构成张炜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自然”的深切情感蕴含对社会憎恶、反感或回避，并进而转换、升华为一种反思、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对社会的恐惧蕴含着对“自然”的情感和渴望，“自然”变成一种蕴含丰富的情感和价值基地，一种绝对的乌托邦或理想信念。张炜的全部创作就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学气候之下、以不同的基调、色彩对童年心理创伤的不断书写。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浪漫的道家文化精神，一种陶渊明式精神特征的当代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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