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所有主要朝代中，对世界文明发展影响最大的朝代是宋朝，这多少有点令大多数国人意外。欧洲研究宋代历史的先驱、法国汉学家埃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宋代已经完全发育成熟，近代中国以前的诸多新因素已经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依据上述认识，巴拉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宋史研究计划，其目的是要研究宋代为什么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尽管巴拉兹的计划在其生前并未完成，但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宋史研究中心在欧美各国纷纷成立，进而形成了一些国际性的学术组织。
此后一些美国学者对宋代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如斯坦福大学教授W•Skiler认为，在十一世纪的中国开封，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他指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起来，大体上相当于欧洲的十六、七世纪，宋代开启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尽管上述看法遇到较为严重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学者的批评（至今中国学者尚未认同，还是按照传统观点将宋代视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是从明朝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但后来逐渐为很多欧美学者所接受。
美国《新闻周刊》2000年1月1日刊登了耶鲁大学中国现代史教授乔纳森•斯彭斯的文章，其中是这样评价宋代的国际地位：“上一个中国世纪是11世纪。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它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到工业企业的兴起和管理良好的农业，从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试验的传统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中国衰败的原因在于它军事上的软弱，政府在一系列强敌压境的时候不是直接与之对抗，而是设法用贿赂的办法消除威胁。忍辱退让的政策，证明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可以证明它可以有效地保卫自己的边界，阻止外敌入侵，并恢复中国900年前曾经有过的那些积极特征，它就有可能再一次给一个世纪冠上中国的名字。除了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以外，也许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过这样的业绩。上一个1000年，公元11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15世纪之后的衰败和颓废，有政治上的腐败，更有军备上的废弛。山不转水转，天不转地转。”
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宋朝未能取得汉唐时代的成就，一直表现得萎缩和退让，被多数国人认为是中国历史最懦弱和最令人难堪的一个时期。“然而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却是硕果累累。就象304年及其以后蹂躏中国北部的蛮族一样，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了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沿诸省，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
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的各朝历史内容全面；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印和发行大礼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
除上述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这一点比国内贸易更为显著。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这一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当然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中国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亚洲诸海的伟大创业者。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造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
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生产了爆炸性的影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传统纳贡体系的崩溃和岁币的输出，使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成为必要。丝绸之路的中断，指南针的发明，又使得海上贸易成为可能。
特别是南宋，海外贸易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在不增加百姓税赋的前提下，同工商税赋一起，构成国家收入的支柱。海上贸易的繁荣，使南宋经济完全不同于中国其它朝代，它正在渐渐地背离其悠久的农业传统，悄悄地走向海洋国家。“这儿的大海船、三桅帆船和小型商船比我以前在任何一个港口看到的都要多，甚至超过了威尼斯。而且，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而且，它们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的人，通过它，他们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对于他们的天赋，愿上帝受到赞美。因此这儿有成批的商人沿江上下，如果一个人没有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简直无法相信。在江堤边上有许多装着铁门的大仓库，大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以此来确保他们货物的安全。不过其中最大的是萨拉森人与犹太商人的仓库，像个修道院，商人可以把自己的货物藏在里面，这其中，既有那些他们想要出售的货物，也包括那些他们所购买的货物。”（意——德安科纳《光明之城》）
宋代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和人文领域的巨大进步，不仅高度开发了读书人的智慧，也促进了身处社会中下层民众智慧的提高。智力的进步和工商业的需要，有力地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与前代相比，宋代技术发明明显呈现爆炸性的发展，许多划时代的技术发明在宋代成熟运用于生产与制造过程中。因此，到十四世纪之前，中国都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虽然来自中国的发明很多，但对文明带有根本推动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火药发明于唐代，正式使用于宋代，指南针、活字印刷则被认为是宋代发明并开始使用）。“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道：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功效和结果。人们将看到，这些发明远不如三大发明那么显著；这三大发明古人并不知道，它们的起源，即使现在仍模糊不清，无人知晓，它们是：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
从中国以后的历史看，宋代的高度文明最终中止于蒙古人的入侵。虽然蒙古人仍然使用宋代高度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及工具，但保持高度文明所需要的智力活动以及保持这种智力活动所需要的宽松氛围和人格尊重已经丧失，不可避免地使宋代创造（还有唐代）领先世界的高度文明走向没落。至如蒙古人是否要为中华文明最终的没落负责，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卷）
不仅这些外国学者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国内的学者甚至从未考虑这些问题。在不少学者看来，宋代除了给予中国人耻辱之外，还带来了文化上和意识上的全面倒退。很多学者，甚至不少精英都将中国后世的保守归因于宋代的理学。与北宋学术开放性相比，南宋学术，特别在道德和伦理上表现更多的内敛和苛刻。这种学术内容与精神的变化是和南宋的政治形势和国际局势分不开的。这是文化伴随政治局势的一种自觉和调整。理学愈到后期，愈强调人伦和名节，这是国家危急关头国民保持理性和忠诚的一种客观要求。换句话，理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社会政治的客观要求。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对个人品德的要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的中国人，多半是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应不会抹去，应该对宋代理学抱有较多的理解和谅解。
现代中国蒙元史家均认为蒙古对世界的征服是对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客观地说，征服确实惊醒了中世纪的欧洲，并传播了高度发达的东方文明。蒙古人文化的落后并没有削弱蒙古人使用先进技术的天赋和兴趣，相反，任何能够在战场上获得战术与战略效果的技术与工具，都是蒙古人愿意学习和借鉴的。蒙古人征服欧亚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中国文明，这些文明虽然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但宋代高度发达的技术及其成果，被蒙古人成功地运用于军事，显然给所有的被征服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东方文明的高度成就，给他们的震憾是无法形容的，并深深地影响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学者。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南宋社会生活史》一书中对南宋时期的中国社会作过这样的评价，“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
公元1275年威尼斯商人之子马可•波罗随同父亲和叔父万里迢迢到达中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1295年回国后，把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又译《马可•波罗游记》），详细记录了中国蒙元的财富、人口、社会生活、政治、物产等情况。此书的出版在当时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风”，中国被当时的欧洲人视为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国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文明国家”不是蒙古人建设的，而是蒙宋战争废墟后的南宋、金、西夏等蒙元行省。东方的繁荣与富庶，直接推动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指南针和宋代的造船技术的引进，使得航海具备技术上的可能。
马可•波罗的见闻对欧洲大陆的震憾并不下于蒙古铁骑。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拉赫认为，“现实主义，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追求真实地描绘自然，无疑是受到东方的影响，受到引入欧洲的东方的奇异的新植物、动物和其它物品的刺激”。也就是说，在世界美术史中被推崇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现实主义，直接受到中国宋代写实绘画因素的影响。
随着人员交流的扩大（这是蒙古人统治的功劳），代表东方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成果：儒学及儒学的最新成果理学被引入欧洲，掀起了欧洲崇拜中国的思潮。思想启蒙的先驱和大师，如笛卡尔、莱布尼茨、狄德罗、伏尔泰都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在这时期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被美化了，甚至中国的君主政体也被欧洲人视为“最佳政体”，中国的道德观也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狄德罗曾经高度评价过中国儒家经典《五经》、《四书》。他说：《五经》是一部最神圣、最权威、最可信且备受尊崇的文采横溢的巨著，而《四书》则是评论《五经》并使《五经》更加完美的最重要的文集。他称颂孔子是“极其重视中国早期历史统治者的哲学”的圣哲：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他还称赞《论语》中的35条“道德警句”体现的道德观要比“他的超验哲学和经验哲学高明得多”。
伏尔泰则极力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的“理”或“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的古老”和文明的原因。尤其受到伏尔泰推崇的是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是超自然的，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中国人的历史从一开始起就写得合乎理性”。莱布尼茨非常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可以这样说，东方的智慧在某种意义上诱发了欧洲的智力革命。这为以后的欧洲工业革命，埋下了智慧的种子。因此，东方文明，特别是宋代文明，如果不是西方技术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推动因素，至少是西方革命性发展的诱发因素。对这一现代主流文明的任何贡献，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是宋代受到西方文化尊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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