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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大姐步超

时间:2021-08-18 09:58:22  来源:邯郸文化网  作者:玉纯 玉洁 东郊  浏览: 分享:

 

忆大姐步超

玉纯 玉洁 东郊

大姐步超,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值此大姐牺牲50周年之际,谨写此文,以表达我们对大姐的深切怀念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已经以新的姿态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任人宰割任人欺凌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替代了黑暗的旧中国。新中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正逐步走向繁荣昌盛。这些,都是大姐生前梦寐以求的,若大姐英灵有知,也可告慰于九泉之下了。

大姐原名玉荷,乳名贺,1904117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红寺村。时正值父亲步殿英考中秀才,为表示庆贺,遂取名贺。长大后从贺字音改为荷,并在前面加一玉字,所以两个妹妹也都排着玉字起名。步泽君和步超,是参加革命后改的。

我们姐妹兄弟六人,大姐居长。她自幼随父亲识字读书,1922年大姐18岁时与郭庄村郭钦结婚,婚后第二年生了女儿文秀。文秀两岁时,郭钦患肺病去世,当时大姐才21岁。在当时旧礼教的影响下,大姐决心守寡,抚养女儿成人。但大姐的公公郭光炜却愿意让儿媳改嫁。因为郭家是大族,郭光炜在本族中是长门,只有郭钦这么一个儿子,而郭钦却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按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长门不可无后,如果大姐守寡不嫁,就得为郭钦立嗣,要从本族的另一支中找继承人。郭光炜认为这样作,自己的家产就要落到别人手里,不如让儿媳改嫁,自己再娶几房妾,生了儿子是自己的亲骨肉。就在郭钦去世的第二年,郭光炜陆续讨了两房妾。并屡屡向大姐寻衅生事,经常吵骂不已。

旧社会孤儿寡母的日子就已经够凄苦了,更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处处隐藏杀机牢狱般的封建家庭里。这种象判了死刑一样的封建家庭的寡妇生涯,严重地摧残着大姐的身心,就在她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每忆及这一段伤心史还切齿不已。同时这也激起她对旧礼教的反抗,她毅然带起幼小的女儿回到了我们家。

2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封建统治之下,大名也是如此。在当时,年轻的寡妇经常住在娘家,会有人说长道短,被耻笑的,幸而父亲开明,能体谅女儿的苦衷,顶住了社会舆论的压力,大姐才得以带着文秀在我们家住下来,逢年过节也很少回郭庄去。那时我们家在城内吴水坑街住,大姐带着文秀住在前院西屋,平常很少出来,总是自己在屋里看书写字,有时我们去她屋里,她也问我们书读得怎样,还帮我们学习。大姐不爱说话,我们也从没见她发过脾气。大姐在我们家,生活虽然比不上郭家优裕,但却能够呼吸自由的空气,精神上要轻松得多。

1934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姐考入宏济桥女子简易师范学校,和女儿文秀一同在校读书。母女二人,一个读师范,一个读小学,这在当时的学生中传为美谈。每逢星期日,大姐总是给文秀洗头、剪指甲,搞个人卫生,有时为文秀拆洗被褥,织毛衣。大姐对文秀非常疼爱,但从不姑息,对文秀的要求也很严,经常检查文秀的作业,进行辅导。并且教育文秀要懂礼貌,不拿别人的东西,要帮助别人,养成勤劳的习惯。在学生中,大姐年龄最大,但她孜孜好学,不耻下问,平时她手边经常有一本深蓝色底带白园花布包皮的小字典,每遇生字生词就及时查找,从不放过。她在家里每天晚上看书学习直至深夜。三年的学校生活,她

除完成规定应修的课程以外,还读了很多书,其中有一部分是苏联小说和国内进步书籍。这使她开扩了眼界,明白了很多道理,对后来参加革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简师毕业后,1937年春到大名城南西崇町村(今属河南省南乐县)教书。因为是农村学校,她担任全科(国语、算术、音乐、体育、图画),每天还要批改40多个学生的作业。她经常教育学生要爱自己的国家,课余向学生讲历史上的爱国故事,象五月端午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八月十五吃月饼是为了纪念杀鞑子兵,岳飞的母亲在岳飞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岳飞如何抗金等等。她在教学生唱的歌曲之中,就有“努力读书学文化,将来为国立功劳,哪怕日本打不倒”这样的句子。大姐在崇町学校只教了半年书,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长驱直入,大片国土沦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少青年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纷纷离开家庭参加抗战。对日寇暴行,大姐无比仇恨,同时也为国家前途、民族存亡担心,希望能参加抗战。这时我们全家已由大名城内迁回了红寺村老家。1939年春,廉书驹、韩培文(均是我家的亲戚)先后到我们家,在与父亲及大姐长谈之后,大姐离开了年迈的父母,留下了未成年的女儿(大姐走时,文秀才16岁,把嗓子都哭哑了,文秀并且曾和玉纯一起去卫河东从善楼找过大姐一次,但未找到),参加了抗日工作。开始,在冀鲁豫抗日中学附设的政训班(即干部训练班)学习。在校期间,大姐刻苦学习,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提高得很快;她生活上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在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和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下,从未叫过苦。那时学校在大名县卫河以东的北峰、从善楼一带,经常移动,没有固定的地点,每到一处,她都帮助群众干活和向群众宣传抗日,鼓动群众要求解放,特别是积极向妇女开展宣传,号召妇女起来参加解放活动,群众关系很好。学习三个月后,分配到三专区妇救会,不久又分配到肥乡,先后在肥乡一区、四区妇救会任主任。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大姐刻苦学习政治理论,虚心向领导、老同志请教,学习工作方法,她随身携带的小包里经常有一两本抗战书籍和几张报纸,一有空就学,把一个个问题记在本子上。她注意改造自己,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表现坚定,勇往直前。那时都是夜间转移,深夜工作,甚至通宵工作,大姐身体不好,但她不论白天黑夜,东村来,西村去进行工作。到一区不久,全区25个村的妇救会组织就都建立了起来,开展各项支援抗战的活动。这些村男女老少都认识她,敬爱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残酷阶段。肥乡县当时是敌人的模范县,日伪清乡、围剿、扫荡不断。我抗日武装力量暂时转入地下。1943年,大姐调到肥乡四区任妇救会主任,在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小西高村坚持地下工作。她一面积极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写标语、散传单、开会教育伪军家属,一方面领导群众护秋、藏粮、抗捐、断公路、割电线、挖地道,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大姐的带领下,一夜之间在村北公路上挖了30多条横沟,割电线3里多长,使得距小西高村3里远的焦寨炮楼上的敌人大为恼火。当几十名伪军大摇大摆进村来讨伐时,遭到了区分队和民兵的阻击,伪军死伤十余人,狼狈逃窜,一连几天龟缩在炮楼内不敢出来。大姐抓住这个机会带领群众连夜抢收抢打,并很快把粮食坚壁起来。为了搞好反扫荡,大姐曾发动干部群众,连夜鏖战,把各村之间共约40华里的道路都挖成了交通沟,使出来扫荡的敌人不是碰壁挨打,就是找不到人,而县大队、区分队却可顺沟来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为进一步减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大姐和村干部一起,看地形、造洞口、风口,把全村挖成地道网,敌人来了能打即打,能跑则跑,不能跑了就钻地道。焦寨炮楼上的敌人几次来骚扰,均遭惨败。小西高村在村党支部和大姐的领导下,坚壁清野、抢粮抗捐、做军鞋军袜、参军支前,样样工作先进,大姐和村妇女主任被评为支前模范。小西高村成为肥乡县城东的抗日堡垒村。肥乡县委对大姐出色的工作、优异的成绩进行了表彰,并在全县推广她的工作方法。在肥乡县大西高、小西高、东营一带,群众都熟悉大姐,亲切地称她“大姐”、“大步”。敌人几次袭击小西高村,群众都很好地掩护了她。大姐当时写给曾和她一起工作的同志笑兰的信上说:“我经常来往于大小西高,随时都可以和敌人遭遇,但是,我已和这里的群众亲密的象一家人一样,感到很保险。我吃的是糠菜,也不觉太苦,只是很难看到新书报,望你经常寄些给我!”这时的大姐,已经在战争的洗礼中锻炼得坚强起来了。

1944627日,由于叛徒告密,在肥乡县小西高村,大姐不幸被敌人逮捕。在押向肥乡县城的路上,大姐一直骂不绝口。到肥乡县后,敌人让叛徒曹陶平给大姐端饭劝降,大姐痛斥叛徒:“你们身为中国人,却忘了本,反过来吃中国人的血肉,出卖了你们的祖先。你们当汉奸吧,我决不跟你们去干那不是人干的事!”大姐以死向敌人抗争,在押四天四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肥乡县伪警备队长程廷臣亲自审问大姐,要他说出谁是党员,谁是干部,区领导在哪村……大姐的头发被揪去大半,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任敌人问、打、摧残,始终只是怒目而视,一语不发。71日,程廷臣又押大姐去小西高村,将村里群众赶到街上庙台前,把大姐押到会场一边,程廷臣手里拿着一张纸,骗群众说:“步超已供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是村干部,名字都在单子上。你们马上出来自首吧!要不我要点名,让步超往外认了,认出来的统统枪毙!”程的狂叫没有吓倒和欺骗了小西高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因为他们非常了解和信任大姐,但在场外的大姐却生怕群众上当受骗,中了敌人的奸计,立即高呼“不要上……”刚喊出几个字,便被堵住了嘴,并遭到了毒打。回到肥乡城里,敌人对大姐施用了更加惨无人道的毒刑,捆绑、吊打、轧、灌、夹,凡是能用的全部用上了,大姐始终咬住牙,不吐半个字。程廷臣又用软法,和大姐拉老关系,遭到大姐的痛骂。程廷臣恼羞成怒,下令用火烧大姐。烧红的铁块烙在大姐身上,大姐紧咬嘴唇,鲜血一滴一滴从嘴角流下来。面对大姐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敌人束手无策。

敌人用尽各种手段,实在从大姐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于是便下令将大姐活埋。1944719日深夜,他们将大姐押到肥乡城西北角,将大姐推到坑里,问大姐:“你写不写悔过书?给我们工作不?”“你要是答应了就可以不死。”大姐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声未停敌人就向坑里埋土。当土埋到大姐胸口时,敌人还问:“你答应不答应?““只要你不再去那边(指抗日政府),就可以不死。”大姐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直到声音渐渐听不到,泥土埋过她的头顶。

肥乡县四区的群众听到大姐牺牲的消息后,都流下了泪。中共肥乡县委特追认大姐为共产党员。《人山报》发表了悼念大姐的文章。1946年冀南抗战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的《冀南烈士传》一书也载有大姐的事迹。

附记:

大姐1944年牺牲于肥乡。解放后,1946年抗日政府承认大姐是烈士。我们家享受烈属待遇。1947年后不知什么原因,不提大姐牺牲的事,家中的烈属待遇也取消了。50年代初,玉洁和东郊几次问过父亲,父亲总是说“为国牺牲是光荣的,这光荣是国家给的,不是自己去要来的。”不让我们过问此事。约于1957年,玉洁、东郊终于向上反映了这一情况,当时又因没有证明人未果(后来由郭泽民作了证明)。直到1962年冬,县才又承认我大姐是烈士,恢复了我父亲的烈属待遇。但对大姐牺牲的情况,我们仍不知道。1963年夏父亲去世,接着是十年动乱,这期间就没有提及大姐的事。70年代末,我们曾托人打听大姐在肥乡的情况,没有打听到。1982年春,在邯郸地委召开的党史会议上,地征委将征集大姐步超有关资料的任务分别交给了大名、肥乡两个县,大名主要搞初参加工作及以前的情况,肥乡则是搞到肥乡后直至牺性的情况。当时玉洁已调到县党史办工作,即以双重身份接受了这一任务。

应该说明一下,大姐参加革命离家时,我们年纪都还小,对她生前之事知之不多,加之父母均已去世,大姐的女儿文秀远在他乡,我们兄妹几人又都不在一起,要弄清几十年前的事确实有困难。

当时县妇联正在搞妇运史,玉洁和县妇联的同志一起,共同进行了调查访问,先后用信函联系和走访了近20人,除了询问大哥东初、二哥东篱、大嫂南景玉、二嫂耿筠青之外,还有大姐的女儿郭文秀、文秀的姑姑郭芳吾、大姐的继婆母李秀玉、叔公郭俊之、郭养之、外甥郭士昌、学生常富香,大姐的好友赵玉凤(赵岐山)之妹赵世秀等,以及曾和大姐一起工作过的韩培文、殷耀中等同志。根据他(她)们提供的情况,写出初稿,又寄出征求意见,并按照韩培文、殷耀中、张新亭提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后半部分则是根据肥乡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及参考了李学良(原肥乡县妇救会主任)、郭朴真的回忆写的。

199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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