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卢新华小说《伤痕》改编的同名连环画封面 （图源网络）

“伤痕文学”的呐喊余音不绝

——“改革开放史谈”之三：小说

记得还是在“知青大逃亡”前夕，在北大荒农场看到了《文汇报》上《伤痕》这篇小说。当时刊登这篇小说的报纸不知已经辗转多少人的手了，还是在团部宣传科几个朋友帮助之下好不容易才读到的。读后，震惊之余百感交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小说《伤痕》的主要内容是：女主人公王晓华，九年前对张春桥定她妈妈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为真，痛苦而无奈地和她妈妈“决裂”、“断绝关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和她建立了亲密关系的男青年苏小林，又由于王晓华的家庭成份问题不能上大学。为此，一对青年被迫相互中止往来。在漫长的九年里，王晓华一直在孤独、彷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帮”后，被严重摧残而患了重病的妈妈，经上级领导部门甄别后，彻底平反了。她渴望着见上女儿一面，可当王晓华赶回家探望时，妈妈已离开了人间。

据当时人回忆，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校园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这篇习作，张贴在1978年4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当时轰动了全校。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写的这篇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 由此，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伤痕文学”这一特定的概念。

实际上，作为暴露“文革”问题的“伤痕文学”发轫之作是《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10月号发表的北京作家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作者以“救救孩子”的呼声，震动了被文化大革命麻木了的人们的心灵，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也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

 “伤痕文学”一扫文化大革命中“欺”和“瞒”的虚假文风，促进了文学向现实主义的回归。

沿着这个主题发展，“伤痕文学”分别孕育和演变成了爱情小说和知青小说等不同的系列。大家都知道，在文革时期，爱情是文学的禁区。《十月》杂志1978年第1期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冲破了这个禁区。小说在电台播出后，10天之内就收到听众1000多封热烈的来信。接着，描写文革中爱情生活的小说《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先后发表，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与此同时，知青题材的小说创作获得了更大的成就。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韩少功的短篇小说《远方的树》、《西望茅草地》，张承志的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女作家王安忆的短篇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梁晓声的短篇小说《北大荒纪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等。

刘心武的《班主任》/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在伤痕文学以后，八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了小说创作高潮。如王蒙《悠悠寸草心》、李国文《月食》、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等“反思文学”； 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等“改革文学”；如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王安忆《小鲍庄》和郑义《远村》、《老井》，孔捷生《大林莽》，邓刚《迷人的海》、《哈喇滩》，张承志《残月》，韩少功《爸爸爸》、《归去来》，莫言《红高粱》等“寻根文学”。以及王蒙等的意识流小说，宗璞等的荒诞小说和刘索拉等的现代派小说；残雪、叶兆言、余华等人的先锋小说，在人们眼前打开了一扇迥异的奇幻之门。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作品，在社会意义上未免还明显带着时代局限性，在艺术表现上也显得粗糙幼稚。但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回顾八十年代小说创作历程，我们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伤痕文学”；没有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首先冲破“文革”思想禁区，就没有此后涌现的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没有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突破和探索，就不会有今天小说创作的蓬勃兴旺景象。

列子在赞美优美的音乐时讲：“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今天，我们也完全可以讲，“伤痕文学”作为具有时代开创意义的文学，它的“呐喊”三十年来“余音不绝”，并将以它强烈的时代启蒙精神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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