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润自传

（壹一一柒）

成润 撰稿 呼中汉 整理

一、童幼时期生活环境、家庭情况对思想的影晌

我1910年6月15日（旧历）出生于直隶（河北）大名城内北街。兄弟四人我行三。

1、大名地处直隶南部。历史上曾是宋朝抗金战争中“北门锁钥”军事重镇。民国以后仍为直隶省五“府”之一。地辖直南三十六县。长期设置“府”、“道”行政机构，“镇守使”（镇台）军事统制中心。相应的也先后设立了省立几所中等学校，和官办专卖盐店等。成为直南地区三十余县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不大的大名县城，堆集了大小72个衙门。尤其是河北高等法院设立后，各县上诉人、律师等云集大名，使大名成为大小军政人员、各式官僚政客、掮客集中的地方。这些人以其贪污受贿敲诈群众的血汗，投入吃喝、玩乐等消费市场。大名逐步成了各种商业、服务行业俱全的虚假繁荣的消费城市。

由于大名地下无矿产，地上资源也不丰富，是个地道的农业区。由于滨临黄河，历史上的多次决口，曾给包括大名在内的广大平原地区的群众造成毁灭性灾害，同时又地处漳河、卫河夹角地带，漳河和黄河一样，系多泥沙河流，汛期经常决口，河身滚动，吞没村庄、城镇。洪水淹没了土地，半年绝收，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家园。此种厄运长期未能彻底摆脱。这个农业区，是个旱洪交替灾害频仍，生产不稳定，生活无保证的农业区。而城里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利用农民的危难，惨酷盘剥，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为了生活下去，不能不在这种城内与农村生活如此不协调的情况下，作出白己生活道路的选择与安排。

2、我家系明末“成阁老”（相当今之国务院各部负责人一一编者注）的后裔，户数较多为大名一个大户。但并无多少显贵富户。

我祖父成昶，在我出生前早已去世，由祖母带着我父辈兄弟三人度日。当时乡间有土地不足百亩，且家住城里，无法耕种，只能“大种”出租（对半分）。两季收入仅可糊口。父叔三人，父居长，名成金铭，于读过几年私塾后，“考入府学堂”（相当于初中）。二叔成金铎，三叔成金铸，均先后读了几年私塾，也读了两年“府学堂”。为了早口找个吃饭门路，先后都进入“县衙门”田赋征收处，作征收员（老先）。我年幼对他们的“薪俸”不太清楚，看来年终都有节余。前几年每年在乡间添置几亩地，争取逐步作到粮食自给。后在我十岁左右（刚上小学）他们亦受大名风气的影响，认识到经商更能“嫌活钱”，将每年积蓄转向经商。由小到大，约三、五年，经过两次农村水旱灾荒和军阀间争夺地盘，围城作战，货源不畅，这正是商人囤积居奇，高抬物价，发财致富的大好时机。父叔等均已辞去征收员，全力投入商业经营，我家已遂之逐渐成为“暴发户”。

这时我已十三岁，高小行将毕业，开始懂些人事，对于“人生”和个人今后干什么，已有些幼稚的想法。由于我在高小时学习成绩较好，每年均名列“甲等第一”，免交学费。暗自自命不凡，决心走将来“考大学留洋”同学们难以想像的路子。在学习上特别抓紧升学必备的算术、英文（那时高小即设英文课）课。除课本外，自己还找些课外学习材料。当时也受到为人们所崇敬的“超脱”派思想作用的影响，最厌恶一身“铜臭”的人，更鄙视商人，可是客观条件，总与自己找别扭。

因为我父亲的肺病逐年加重，家里几个店铺，主要经营由二叔负责。我多次听到二叔向父亲表示说我身体好，经商跑外还不算“傻”。我虽对此话被气炸肺，但在封建家长面前，末敢公开反对，只能暗地自作安排。

父亲的病，已卧床不起，估计也不久于人世。我必须乘父亲未去世之前考入上中等学校，造成既成事实。叔父便不好让我辍学经商。便于高小应于年终毕业之前，提前半年，借二家兄成滋高小毕业文凭，于1924年署假报考河北第七师范，幸被录取为第三班学生。这个学校虽建校不久，一年来已有好的名声在直南广为流传。报考学生甚多，录取较难，我这个年岁最小的学生，见诸红榜，一时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原高小师生、父辈亲友之间，反映强烈。这一下二叔逼我辍学经商的话，不再说了。可是由于他视钱如命，预感到“上学总是要化钱的”，对我考入七师并不热情支持。这种思想上的对立，感情上的矛盾日益发展，成为后来促使我接受革命思想，走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

二、考入七师，投入革命熔炉，走上革命道路

一、直隶第七师范学校是1923年创办的新校。正因为是新建，没有过去的旧教育界传统的约束，可以在一张白纸上画出美丽的图画。这个学校的校长谢丕阁号台臣，及其主要助手晃哲甫、王振华是在“五四”运动新文化革命的思想影响下，来以直隶大名七师为阵地，贯彻以科学、民主为主导思想的新的教育主张的。一开始就提出“以作为学”的教学方针。这时大名尚未建党，他们还都不是共产党员。提出这样符合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的教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当时没有成功的样板和经验可资借鉴，只有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摸索着前迸。当然难免走些弯路和遇到困难。在自然课方面，虽经校领导，身体力行，带动全校师生一齐动手，解决了不少“劳动中教”“直观教学”所需要的场地与设备，但于课本中的广泛需要尚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教师，多系旧大学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本身无实践经验，按新办法教学，也有一定困难。至于学生家长，也有的对“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理解不够，社会舆论上也产生一定阻力。在同学中，也都是来自各县旧教育培养的小学毕业生，对现在学校教育，也都是旧看法、旧要求。这样，校内校外的思想工作，都是经过校领导苦口婆心，花了大量精力，才逐步得到解决的。

对全校内的思想导向，在摸索前进中，也曾有过时间长短不一，各式各样的思想冲击和干扰。重要的一次是新文化运动中以胡适为首的右派，鼓吹“整理国故”、“多谈些问题，少讲些主义”、“点点滴滴的改造”改良主义的论点。一时间，课外阅读古典籍、钻研“东西文化及哲学”、“格物致知”者多了，关心时事阅读报纸者少了，个别爱读报、爱谈时事者，反被送讽刺性绰号“国家大事”。同学中朝气少了，暮气浓了。时隔不久，还是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等文章的学习讨论，才引导同学们的情绪又重新沸腾起来。《语丝》几乎人各一份，《呐喊》、《彷惶》等成了热门读物。以上情况，均说明同学思想前进的道路上有波折，但这个波折是学校领导民主办校的方针下，同学们的思想解放，思想活跃的情况下产生的。

与此同时，反封建问题，仍是同学们学习讨论的热门话题。封建社会的家庭家长制，包办婚姻，封建礼教无处不是青年的桎梏。很自然“打倒孔家店”也成了议论最多的题目。《少年维特之烦恼》、《三个叛逆的女姓》等文艺作品都在引导推动反封建思想发展。

思想活动，只要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总是一浪又比一浪高。人生的目的、价值和意义逐渐被提出来了。面对现实这种充满黑暗压迫，人吃人的社会，青年怎么办？是消极、忍耐、逃避、“漂泊”、“流浪”呢？还是自己挺起腰板向旧社会斗争，改变这种吃人的社会呢？向旧社会斗争怎么斗？将来理想的社会又将是什么样？既未见到过，也未听说过。这些问题都是我这个幼稚的青年没法解决的问题。思想上的困惑，成为自己最大苦闷。这些情况，我不断和要好的同学闲谈中交心，特别是当时思想活跃、又善讲好说的刘大风，他大我几岁，读书比我多，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一致，有共同语言，交谈中获益较多。为了解决自己思想上苦闷，便充分抓课外阅读。只要有关“变革社会”的书，都想看，正确与错误也无分辨能力，脑子里杂乱无章。看的越多越糊涂，《理想世界》一一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景，固然能引起高度兴趣，像无政府主义的《夜未央》中投炸弹炸死坏人的英雄式的人物也津津乐道。但是也怀疑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虽能引起人的向往，也和陶渊明的《桃花园记》一样，说了多少年，想了几个世纪，旧社会依然如故。投炸弹英雄，固可炸死几个坏人，但旧社会中的坏人，何止千千万万，杀一能儆百么？问号叠出，对前途仍觉茫茫无可适从。

1825年冬我父亲终因肺病不治去世，这给家庭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我母亲是个理家才能不大的家庭妇女，带着我们都是上学年龄的兄姐弟五人。我二叔成了家庭的当家人。当时的家庭商业，正在利用大名一带的连年战争、灾荒、逐渐积累发家的时机，我们这只需要“投入”而无“产出”的人口最多的一股成了他的发家累赘，最不受欢迎的人。整天说我们都是“吃才”。他自己的儿子，自小学即爱玩、爱吃，不好好学习，经常不及格，小学毕业后当然考不上七师、勉强考入十一中学，仍然每学期都不及格。可是二叔从不限制他花钱，每学期都超过我十倍二十倍。对我的买书则百般限制，甚至无理拒绝。这种情况学校领导和很多同学都是了解的。对于我买书大家都同情支持，把我要买的书，都作为学生必备的参考书，并正式开证明条通知家长。这样办法虽不正常，但根据当时情况，还是需要的、合理的。通过这些斗争，使我进一步懂得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家庭的（这是封建社会的基层细胞）种种不合理的几个侧面（如父母包办婚姻、财产继承等等）。更坚定了我向旧社会斗争的决心。成为促使接受革命思想，以后走革命道路的动力。

二终于找到改变旧社会的正确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自考进七师这个有思想自由的园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领域逐渐扩大，接受能力日益加强。思想的内容逐渐积累，思想未得解决的矛盾，也日渐增多起来。首先考虑的问题是我将来干什么？按说师范学校将来毕业后当小学教师。我认为自己年龄尚小，不适于当教书先生。我家庭环境虽不好，但还要准备考大学。所以有关将来升学考试必需的课程还要抓紧学好。所以对英文、数学等课，学习特别认真，成绩也突出。尤其我当时是全校同学中年龄最小的，更引起师长们的爱护和同学们的器重，都亲密的称呼我“三弟”。

2、1926年第一次革命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军阀部队的主力，几大部分被歼或击溃，很快占领武汉。肚利振动全国、全世界，也震动了全国工农大众、青年学生和主张正义的知识分子。茫茫黑夜，看到了曙光。大好的革命形势，既给人民带来胜利的喜悦。同时也使反动军阀为挽救他们的危亡，在尚处于他们统治下的地区，严厉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

关于大名人冯庆升（字品毅），我小学同班同学冯庆濂（仰周）的胞兄的先进革命事绩，早有传闻，在“五四”运动中痛打卖国贼曹汝霖的英雄故事，更为青年同学所津津乐道。他已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河南作地下工作，公开职业是开封河南一师英文教员。河南白色恐怖严重后。在开封不好存身。他在中学时代，系七师校长谢台臣的学生，这时谢校长虽还不是党员，已有革命意向。对冯的政治身份是知道的，对他在河南当时处境也了解。大名尚在北洋军阀控制下，虽然可能承担一定风险，但他毅然函邀冯来大名七师任英文教员。冯于当年七月暑假期间，携眷回大名。他这一来，使大名七师教育改革走上新的阶段，为大名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学校放假之前，谢校长拟聘冯先生来七师的消息并未公开宣布，同学们都不知道。开学之后，同学们看到冯巳到校，当然有的同学对冯的情况并不了解，只从他的衣着行动上看到他是个洋里洋气的“洋老师”。在开学典礼上，由谢校长陪同和全休师生见面，并作了简短而热情的介绍。初步给大家的印象是：冯先生是位年轻，在邪恶势力面前，勇于奋斗的人。他在“五四”运动中敢于冲杀，痛打卖国贼的英雄事迹，在同学中流传开了。一开始就在师生中树立了令人钦佩的形象。由于冯先生英语造诣较深，虽然仍使用旧课本，但在讲授内容上，不论对单词或语句，都能讲出多种与中国语言相应的含义，及其不同的使用方法，造诣深能把死课文讲活。我这个英语爱好者，听过几课之后，深感有这样好的老师是莫大的幸运。为了英语的学习，我经常到他的房间请教，特别是我于课本之外自行增加了一些学习材料，找他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样相互更加熟悉和亲热起来。谈话的内容逐渐超越学英语范围，接触思想领域了。从个人的家庭处境、自己的志愿、思想上困扰逐步向他暴露。我感觉他听我讲话，并不腻烦，对一些琐碎小事也注意听。增加了我谈话的勇气。当然我还不了解，这就是他在作群众工作。

这时他在课堂上，除讲授课本外，每课都留出一部分时间，满足渴望了解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关于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和北洋军阀的溃退，特别是“血战湘军三夺汀泗桥”的胜利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热情。与此同时，他还根据平时与同学们接触，有选择的介绍推荐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中央指导性的刊物。我因为思想上有长期困扰未解决的问题，对这些来之不易的学习材料，便成为如饥似渴的热心读者。通过这些学习，虽然知道的还很少，了解也很浅薄，但初步悟出了一个道理，中国社会要改革，人民要解放，只有走共产主义的路。几年来在云里雾中，今天才看到曙光。这些思想上收获，曾多次与刘大风谈过，他亦有同感。他曾诙谐的说：“三弟，咱们英雄所见略同”。

到1926年10月，真是好景不长，冯先生根据上级的指示要离开我们了，虽然感情上依依不舍，但还懂得服从工作需要。

还是大风同志时机抓得紧，深恐冯先生走后找党不易，便率先和赵纪彬同志，在夜间去找冯先生，开门见山的表示愿参加中国共产党，永远走共产主义的路，并要求批准他们的愿望。冯先生根据平时的考查了解，又鉴于他们的请求意诚词切。即予批准。他们当夜即介绍相知最深的李大山入党。第二天夜间大风、纪彬又分别介绍我和吴益普入党。经大风向冯品毅同志汇报，他都同意了。并指示先建立党团两个特支，以便开展工作，同时指定大风为党特支书记，我为团特支书记。从此大名开始有了党团组织，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3、品毅同志走后，以后工作完全要由我们自己来干了。怎么干法？我们都是热情很高，而又缺乏经验的新兵，只有在摸索中前进，边干边学。品毅同志走前曾告诉大风，因他的关系不在北方区，无法把我们的关系转过去。暂带到上海，由中央转。之前，联系工作，可直接写信给“上海黄浦路一号马恕”。并告诉了通讯密写的方法。这是大风告诉我的。我过去未去过上海，给我印象很深，至今不忘（几次党史座谈会上大风说品毅同志给留的通讯地址是“开封东大街天主教堂X X X”，名子他忘了。他当时未告诉我，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尤其是当时几次向上海关于我们工作情况报告，都是大风写好后，由我密写发出的。这样的报告次数并不多，约两次，最多三次。我对这样党交给工作不仅有饱满的热情，而且有极浓厚的神秘感。所以每次都是深夜突击完成。大概已是年终，我们收到上海来信，通知我们，已将我们的组织关系转到北方区，以后可不再与中央直接联系。可是两、三个月北方区没有来人找我们。我们只有摸素着作我们认为应该作的宣传和发展党团员的工作。如“北伐军胜利逼近武汉”、“占领武昌”等消息的传播，都对同学们的要参加革命的热情起了“加油”的作用。

1927年1月份，学校放寒假之前，这时党、团员巳发展到十余人，刘大风同志曾召开党、团员会议（即所谓图书馆会议），布置放假回家后的群众工作，要求大家把北伐胜利消息，向本村并利用拜年走亲访友的机会向邻村广为传播。特别注意在贫苦人中，寻求党、团员发展对象。对于对象要多接触、多谈话建立感情。对于群众工作，大家都没有经验，要求大家在“作”中摸索经验，找办法。放假后我回到城里家中，在根据党的布置，进行工作时，逐步发现，我家周围，小城市贫民很多，但对我家，特别是对二叔父怨言很多，积忿很大，他们把我看作“三少掌柜”。说话有保留，有真有假，一时还难以加大谈话的深度，我初步懂得做群众工作“要心细”“要耐心”的意义。

4、1927年2月学校开学了，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北伐军完全占领了武汉，武汉政府成立，震动了全国，也轰动了我校同学。在这样革命高潮中，自己应该怎么办？虽然反映各式各样，但成了全校的热门话题。因大风同志在和王振华老师谈话中，谈到我们几个同志已参加了共产党并建立了组织。这是学校领导事前不曾估计到的。振华老师即与谢、晃商议，他们找大风、纪彬、大山谈话。谢校长表示，他们赞成我们走革命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有关革命的知识，还知道的不多，劝我们走冯老师的道路，到南方去参加革命，也能真刀真枪的硅一番。并表示他们每人拿四十元，作路费。这些意见，刘、赵、李当即表示同意并感谢他们热情支持。他们回来即找我和吴益普等同志，谈了这些情况，我们除羡慕外，当然同意他们南下。对校内工作，当然按照他们的交代，全部承担。我们都是新兵，虽然经验不足，但热情旺盛，在他们离校这一个多月里，党、团的发展工作，都取得一定进展。

四月，赵纪彬、李大山同志根据北方区的指示又返回大名。据说：他们通过在北京上大学的纪彬的老冠学濮阳人李素若的关系和北方区接上关系，向北方区汇报了大名党团的建立的经过和现在工作情况，并提出到武汉去学习的要求。当时北方区负责接待他们的同志说，大名党的关系，去年底，中央已转来，北方区曾派人来找我们接头，未找到。对他们这次去认为很好。至于他们的要求，经研究决定后才能告诉他们。两天后，北方区即通知，认为大名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要抓紧开辟那一带的工作。同意大风一人去武汉学习，赵、李仍回大名继续工作。工作重点应放在校外农民，特别是红枪会的工作，以配合北伐的战争形势。并说你们先回去，随即派负责人去。他们经与学校负责人联系，谢台臣同志欢迎他们返校。这也说明谢、晃、王对革命抱有极大的热情。

几天之后的李素若即到大名。他就是北方区派来大名工作的党的负责人。对于李，我们并不陌生，他过去，由他家乡到北京来往都经过大名七师，我们这些学生中比较活跃的人，他都认识。他首先以特支书记身份，找我们谈了党团的工作发展党团员，物色好的发展对象及全校学生思想情绪动态等有关情况。他总的看法是，在大革命形势推动下，学生群众的情绪是好的，对革命的要求是可喜的。而且党团工作已初步打下基础。进一步发展大有希望。随后利用晚上在学生自治会膳食部一一我们的活动基地，开了特支会议，参加人除李素若外，还有纪彬、大山和我。会议上，他重新传达了北方区对北伐革命战争形势的估计及大名工作的意见外，并提出：1、帮助发展国民党左派，吸收比较进步约师生员工参加国民党，帮助成立大名国民党县党部。2、共产党员、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鉴于党、团都已有相当数量的党员和团员且有大量发展前景，为适应工作需要，原党、团特支改为党、团县委。在经战形势下，党、团活动仍需注意保密。暂规定党县委代号为“大学”，团县委代号为“中学”。3、党县委负责人李素若任书记，赵纪彬负责宣传，李大山负责组织，成滋（成润）负责团的土作。团县委由成滋（成润）任书记，吴益普负责宣传，李清阳负责组织。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由党县委领导成员全面兼任。这样为党的工作提供诸多便利条件。

北方区关于国共合作形势下的工作方针，和组织上的改建，使大名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了国民党这个“外皮”无疑成了党、团发展组织的预备学校。有更多的培养、选择吸收的余地，给党、团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时学校领导人谢台臣、晃哲甫、王振华及高韶亭同时申请，被接受入党。从此七师由一个一般学校变成为党的教育阵地。

大名及附近的广平、肥乡、成安、南乐等县的农民群众，多年来即由于封建军阀、官僚政府的剥削压榨，无法忍受早就蕴育着反抗斗争的因素。因为我们党当时在这一带刚刚建立，尚无力领导农民以正确的斗争方式，维护农民自己的利益，所以才产生了各式各样，不同流派封建迷信的会道门，到处设坛聚众，跃跃欲动。对此形势，反动统治阶级是了解的，但是由于他们愚蠢，骗杀了会门领袖刘小辫，他自己点燃了烽火，引火烧身。五月，会道门到处以“为师父报仇”的口号，公开举起旗帜以红枪大刀为武器，汇集成数万围攻大名城的大军。这本是在北伐军胜利的影响下出现的自发暴动，可是我们县委刚刚建立，尚无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这样的大好局面，对我们倒是个严峻的考验。

这时七师学校正处在对峙双方的夹缝里，学生及教职员工的安全受到威胁，学校不得不宣布放假。学生离校前，县委曾分别对国民党员、共产党团员在简短会议上，布置了回家后的工作。主要是千方百计宣传，大好形势，动员群众，组织起来，影响北军，有条件的可打入红枪会。

绝大多数同学都离校了。县委成员除李素若离开大名回濮阳外，其他仍留住学校。学校领导谢、晃、王为照顾学校，也都未走。

红枪会的首领张致和、宗连庆带领部分红会人员，进驻七师。不知他们怎么听说七师有共产党能和北伐军联系。他们点名要请赵纪彬给他们作参谋，他们主动“送货上门”，赵与谢、晃商议后，慨然应允。于是赵纪彬、李大山同志便成了他们的“参谋”（红会头头们对“参谋”的看法：是只“有文化”“有韬略”，能给他们“出注意，想办法”的“师爷”，还不是我们部队的参谋长的性质。近来我们有些文件说是“参谋长”或“总参谋长”，均非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这时尚未成年，在道长眼里，还是个小孩子，并不重视我，我只帮赵、李作些具体工作。他们请我们作参谋的真正动机，是要通过我们与北伐军取得联系，以便取得枪枝弹药的援助。

由于城内守军一一直鲁联军，待援无望，以一旅兵力冒险沿大邯路向西突围。这一线几十里纵深，都是红枪会驻守，突围未到魏县，即遭红会层层包围，军阀部队又愚昧无知，惊慌应战，对红会的“刀枪不入”信以为真，不久即全线溃散，死伤甚多，指挥官骑兵军军长，亦死于红枪之下。部分有幸逃回城者均狼狈不堪。此次几乎全军覆没，城内守军，惊慌失措，斗志完全丧失。当夜弃城向东夺路逃窜。

次日红会大军即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蜂涌进城。进城之后、他们内部矛盾甚多，住地、床板、粮食供应的分配等大小问题，由于派系不同，门户之见，都能引起争吵打架，有的架都打到头头面前，对此，赵、李只有劝解，无法着手具体帮助，只能缓解一时，不可能根本解决。在他们的要求和同意下，赵、李二同志离大名去东明与北伐军联络，请他们北上。据说北伐军曾一度过黄河北上，进抵濮阳，因大局事势有变，中途停止。

在赵、李离大名之前，我们三个曾碰头商定，他们南去争取北伐军继续北上，我留大名，以县委名义，把放假回家的七师、十一中的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分片分别根据人数多少，组成一个组织、（支部或小组），以便开展工作和学习。根据这个分工，我即徒步出发。沿旧治大名外延绕了一圈，先后在河东张铁集、金滩镇片（以冯庄为中心）、谢儿寨、裴马头片及破井、砖井、马庄片，分别开会建立了组织。在这期间，占据大名城的红枪会，经土匪军阀孙殿英派人打入内部挑拨分化，封官许愿，收买拉拢。头头们已变质，接受孙殿英的委任状，成了军阀镇压红会的工具。乘机伴之以部队的讨伐，城西围城的红会已无人领导，遭到不少的牺牲，均溃散回家。许多村庄房屋被烧。轰动一时的红会暴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当时我在城西马庄、砖营开会时，尚人心惶惶，被烧的房屋、麦垛余烬未熄。

我完成任务回大名城时，已是七月初了。

5、我回大名城不久，即接赵纪彬、李大山同志的通知，约我三二日内到破井村（大山同志家）会合，一同去新乡与北伐军联系。

约在7月底，由于我们与上级无联系，信息不灵，对整个革命形势巨大变化还不了解，对于统一战线下北伐尚报一定希望。还是按照赵、李的安排，徒步启程去新乡找北伐军梁寿悒部联系。当日到磁县，投宿家住南关的七师党员杨文林家。因这一段是南北对峙的空档。磁县以南的京汉路丰乐镇铁桥已炸断，火车不通，乘杨文林代步的马车去安阳。安阳以南仍无客车。随与机车司机联系妥，我们每人1元，扒乘机车的煤车，深夜抵新乡，投宿小店，次日始找到第三军与政治部取到联系才住下来。我们谁也不知道，大风已从武汉回来，更不知道他已经天津在顺直省委转了关系，并经省委确定他任省委直南巡视员（或特派员）。回来曾路经大名，因战争未结束，未进城找我们，即经南乐转来新乡。我们到政治部时才听说他己去河南临颖讲习所同学处取东西未归。真是喜出望外，只有等候。

在此期间，我们曾代表大名县委与政治部长汪精涵谈过几次，表示希望继续北伐的愿望，估计他们虽巳知道武汉局势之恶化，但中央尚未宣布，他们只好含糊其辞，只表示欢迎我们留下来作宣传工作。但从我们的愿望讲，并无结果。

几天之后，大风回来了，并带回讲习所的学习材料一大柳条包。根据这次大风南去听到的情况，国民党公开反共，湖南已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军队已到处清共。我们也举行南昌暴动，向国民党反击。中央已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统一战线破裂已成定局。今后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只是听说，并未看到文件。但是可以确信无疑的。形势既已如此，我们再无在新乡停留之必要。我们商定，次日即告别政治部，写大风、纪彬、大山四人，携带大风带回的学习材料，搭乘一段清道路不定时的敞蓬火车，抵道口，雇小车推运学习材料，徒步返回濮阳井店镇。这已是9月初了。

6 , 1927年9月，我们（刘、赵、李、成）回到井店镇。这里是纪彬的家乡，熟人、社会关系较多，即通过这些关系在一个小学里住下来。对形势问题，因大风已谈过多次，虽未见到有关文件，已有大致了解。痛恨国民党反共，破坏统战，断送革命的大好形势，也痛恨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屈辱退让，助纣为虐。为了争取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刊，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自己的路了。可是我们党员人数少，刚建立不久的新组织，工作经验少，政治水平还很低，在革命道路上都是小学生。这条路怎样走？除等待上级指示外，只有自己摸索着干。这种想法我们四个人是一致的。

大名县委的成员李素若在濮阳城内于北伐军第一次进抵濮阳时，国民党县党部公开成立后，担任了县党部书记长。这时他已不便再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四人中，大风因大名县委成立时，他已去武汉，县委成员中没有他的名子，但是他去武汉前是原特支书记，理应继续担任大名县委领导工作，这是顺理成章，不言自明的事。我们四人实际就是大名县委的全部成员。乘此县委成员都在井店镇的机会，为了研究新形势下直南地区今后的工作，我们开了个会，这个会当时并未定名和次序，实际上是大名县委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是1927年4月，李素若到大名后将特支组建为县委的成立会），会议研究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会议当时无记录。根据我的记忆，主要是这几条）：

(1）调整书记人选。因李素若已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成为公开的社会职业，不便继续担任县委书记。书记由顺直省委特派员刘大风兼任，便于照顾全面。纪彬、大山仍分管宣传、组织。成润仍分管团的工作。

（2）工作方针方法。国民党既已背叛革命，并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开刀，统战破裂已成定局。我们应摈弃对国民党的幻想，走自己革命的路。由于尚未收到指示，我们先按照大风同志带回的文件《湖西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海陆丰农民运动报告》的办法干，踏着脚印走，总不会出大错，先大力宣传、联系群众，进而组织群众，这是革命的基础工作。

（3）从整个直南看，面大、群众多，我们党刚刚建立，力量小，开辟工作要抓重点，选择好重点区域，在新形势下，避开城市，偏僻一点，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可能更安全。濮阳沙区为两省边界，离县城较远，是我开展工作的理想地区，应把工作重点放在这里。

（4）县委成员分工：我们人数少，大风是书记，又是省委特派员（或巡视员），理应照顾全面。纪彬是本地人，关系多，各方面熟悉。住在家里长期吃住都不成问题，且不易引起外人怀疑。所以县委大部分力量投入这个地区，确定大山也在此蹲点，吃住都在纪彬家，多一个人问题不大，且便于掩护。成润仍回到大名统一负责大名党、团、城乡工作，与大风保持联系。会后，大风即返回南乐，我返回大名。

这次在井店，只是开了个大名县委会，根据新形势调整了书记，研究布置了今后工作。沙区工作这次刚刚确定，没有条件和需要成立“大名地方”或“濮阳县委”。我们也没有议论过这个问题。

7、这次会议之后，纪彬、大山即全力开拓这个区域的工作。以千口村纪彬家为基点，来往奔走于那一带村庄。首先吸收了那一带在外地上学的学生和进步的小学教师入党，并通过他们逐步开展了群众工作，培养群众骨干等一系列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不久即组建了濮阳县委，其中主要领导力量当然是纪彬和大山。有了县委，领导更加强了。在很多村庄都成立了夜校，党团员都做了夜校的老师，根据县委编印的文化、政治启蒙的夜校读本，向群众进行教育，群众情绪很高。夜校成了团结农民群众的核心，已成为实质上的农会。通过夜校组织，许多村庄都掀起了向欺压农民的地主、坏人，开展了大大小小的斗争。沙区群众逐渐站起来了，沙区形势逐渐沸腾起来了。这一切都是濮阳县委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濮阳县委这时已是负责开辟直南地区工作、在大名县委直接帮助下出现的第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县委。

8、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即根据分工，分散活动，大风回南乐佛山村他的家（大名县委基地），我返回大名。

（1）会议决定我分管大名党和团的工作。这个任务对我这个尚属幼稚的新兵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政治任务。在新形势下，工作如何下手？是我回来后许多天一直考虑的问题。大名的政治环境与沙区不同，不能完全按照沙区开辟工作的设想办，必须有适应小城市工作的方法。根据当时大名党团员的分布，有必需适合城里、城近郊、稍远的农村三种不同的工作方法。这种要求，我这幼稚的新兵，无法交出合格的答卷，只有根据县委一致的意见，“摸索中前进”。

已是十月稍后些天。大风收到顺直省委转发的中央“八七”会议的文件。先到沙区向纪彬、大山等传达之后，又来大名向我传达，城西北儒家寨、马头片因党团员稍多，他亲自传达了。其他党团员比较分散的地方，由我将要点分别口头传达。后听说他这次还亲自到冯庄让冯品毅同志看了文件。

在传达贯彻“八七”文件精神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问题，一下子难以完全领会，需要不断学习，才能逐渐了解为更多些、更深些。当时不少同志对于党团员退出国民党问题，抱有许多疑虑。因为这些同志都是在国共合作形势下入党入团的，已有一段时间披着国民党员“外皮”，思想上一下转不过弯子来，是可以理解的。当前只要求作到组织上服从。不久之后，有一部北伐军，赶走了孙殿英部进驻大名，全城都换上了青天白日旗。几个眼疾手快的士绅政客马上从地下钻出来，合称国民党，立机关，挂牌子，投国民党的机。在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上，公开亮相：“国民党来了，我就是国民党”！这时有我们一个同志（七师教职员食堂厨师苏东立）未给任何同志打招呼，（他知道当时我在市民队伍中肴情况）就突然登台讲话：“欢迎北伐军！拥护国民革命！”事后我曾找他谈话三次，才转过弯子来，接受给他的警告处分。当然有这样请况的不只他一人。这个问题，经过几个月，多次结合形势、路线的学习，才逐渐平复下来。

我们党团员退出国民党，都是自己秘密和国民党割断关系，不再披他们的“外皮”就是了，并无其他形式的公开声明。可是我们帮助发展的国民党员，并不知道我们已退出国民党，更不清楚为什么退出。过去我是国民党县党部领导人之一，曾和他们开过会，现在国民党公开了，我们却什么活动也没有，他们当然不了解。家住县城的原11中的国民党员，为争取参加县党都，曾多次找我帮助。我只有向他们说明：“过去我参加国民党，因那时国民党是‘革命’的。现在情况变了，他们都争着混个一官半职，我不想做官，不干了。学校开学后，还要继续上学，国民党的事，我不参予”。当时像金国栋一心想做党官的人，还为我抛弃“仕途”，而惋惜，这个人以后变得很坏，成为县党部中反共旗手。当时地下钻出的投机的县党部，曾多次拉我去供职装门面，借此拉拢原来我们地下发展的一批国民党员，我都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家是城里老户，社会上熟人较多，这些麻烦事儿，一直在纠缠着我。

（2）七师放假后，大名县委与顺直省委联系的通讯处，就设在我家，在北街的杂货店里（字号鑫集成）。收到文件，我刷洗之后，如时间要求紧迫，即骑车送往南乐大风家里。所以这一段我的工作，实际兼起县委交通员的职务。有些可以让一般党员知道的事情，路经同志家时，顺便传播点信息。

（3）1927年冬，由于濮阳县委已正式建立起来，工作开展很顺利，新吸收培养的骨干，都能独立进行工作，纪彬、大山能够拿出一定时间帮动研究大名地区全面工作，于12月左右搬到南乐佛善村刘大风家里。开始也曾以卷烟出卖掩护，派人去安阳买了一套手摇卷烟机和烟丝，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卷烟技术不过关，又没时间卷，既使卷出来也没人买，便打消了这个计划。结果变成自卷自吸的工具。现在有的回忆材料描述这一段说：“以卷烟为掩护”。说的过头了。

这期间，我为汇报大名情况，共同研究问题经常骑车来往于佛善村大名之间。大名县委给顺直省委关于直南地区工作情况的长篇报告就是从这发出的。在这里也曾多次利用夜间召集本村及附近村庄的党员座谈会，研究组建南乐县委及各村的日常经济斗争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时，因我需要回大名，没参加。当时我们党的经费非常困难，脱产搞工作的同志生活、活动的最低限度的费用也没有来源。都靠自己生办法，向可靠的社会关系借几元钱。需要在一个地方多住几天，只有选择经济稍富裕一点的同志家里，但时间过长，也有问题。这一点大家都了解。大风同志的家境，和在家中的地位，和赵纪彬同志不同，因此工作告一段落，便主动转移。

( 4 ) 1928年春约二、三月间，纪彬、大山转移到大名，这时大名虽未打仗，但仍然是奉军、直鲁联军和国民革命军争夺的重要目标。像走马灯一样，你来我走，经过一两天的战斗，败者逃跑，胜者进城，安民布告一出，就换了主人。这种生活，城里居民已习以为常。这时七师，虽经多次战火，驻过军队，弹痕累累，当时还驻有一部奉军未走完，但大部房屋已腾出。我们的看守人员已能着手收拾住人。纪彬、大山来到就住在刚刚整理的一排宿舍里。为了商议工作方便，我当然也出城和他们住在一起。自然生活上有诸多不便之处。在此期间，我将大名城内、近郊、城西北儒家寨、城北万金堤等支部的党团员在新形势下的思想动态和工作情况，都汇报了。他们也同意我的看法：在统战形势下，参加党、团的同志，在新形势下，思想转轨问题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才能真正转过来。解决思想问题，急不得。1928年总的看来是革命的低潮，大名的几个农村支部的群众工作，都是一些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力争保护穷苦农民不受无理欺压，和在“天下穷人是一家”的精神下团结互助，争取多联络团结一些贫苦农民，儒家寨的杠子会在这方面作的比较好。

有一天，我进城回家吃饭。突然不知有什么军事情况，又宣布戒严，城门关闭，我被关在城里。零星炮战两天，来袭者被击退。这时城内住户大部都有自己地窖，听到炮声，即下地窖躲避。这种鼠拨土式生活，群众已习以为常。几天后又平静下来，城门又能出入了。待我出去到学校时，纪彬、大山都离开了。据说他们乘机到儒家寨了解一下杠子会的情况，和支部同志一起研究了那一带的工作。以后，他们即西去经大山同志家，回濮阳去了。

在七师放假期间，校舍几乎成了兵营。学校领导人，无法在校停留，但又担心同学寄存在学校的衣被等遭受损失，便把学生储藏室的东西运进城，分散到同学家代为保管。我是党员，为学校分担困难，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分配到我家代管的东西自然多些，甚至晃老师的私人小座钟，也送到我家来了，这些虽然不是大事，但体现出学校领导人对学生的信任，也是对学生以校为家，“师生打成一片”的教育方针的实际考验。

学校领导并未宣布，我们听说，因为校舍在不断战争中糟踏的不像样子，且经费无着，曾由晃哲甫同志代谢校长面向省教育厅辞职。教育厅坚持挽留，在答应补经费，不再拖欠的条件下，同意继续办下去。除加快修复校舍外并决定在未开学的情况下，于暑假期间招收一班新生（第七班）以免出现空档。对这些情况，因我经常在学校住完全清楚。经过研究，一方面为了减轻学校招生中事务，一方面我们党、团员，在与投考生接触中初步了解他们过去的学习、经历、思想等情况，为入校后新生工作做些前期工作，我们向学校提出建议：乘尚未开学，把整修好的学生宿舍房子利用起来，把家在一附近的饮事员、烧水工、服务员等临时召回学校，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开办投考生寄宿舍。把住宿、吃饭、喝水问题，全部包下来，只收成本，定价很低。且距考场很近，风雨不受影响。深得投考生的称赞，尚未入学，即巳感受到学校学生的爱护和温暖。学校对我们的建议完全同意并大力支持。我们把对投考生初步摸底的情况向学校主持招考的老师、详细作了汇报，供他们录取时参考。这种作法是个创举。也只有在学校领导和党的工作密切配合下，才能出现。

1928年冬，教育厅虽答应补发经费，但实际尚无动静。学校为摧促教育厅加快他们的承诺，挑选了两个学生代表，一个是我，一个是二班学生尹凤毛（非党员），到北平与晃哲甫同志会面，在他率领下去天津向教育厅请愿。受到厅长的接见。我们代表全校同学陈述了停课荒费学业的痛苦，要求厅长能即刻拨发经费，使学校能早日准备保证明春开学。我们这些请求并未引起厅长不悦，当时教育厅经费拮据是事实，各地来要求补发经费者甚多。给谁不给谁，教育厅正在作难，我们之来，成了他们的借口，结果有了成效，使学校明春开学得以实现。（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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