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润自传
（壹一一柒）
成润 撰稿 呼中汉 整理
三、1929年，七师开学，大名县委建立，工作各方面都取得较大发展，是工作最顺利的时期，也是我受教育较大的一年。
一、我作为七师的学生代表之一，刚回到大名，即收到省委通知，要我即去省委参加训练班。当即返回天津，按通知的地点和方法，向省委报到。后即分散到几家工人宿舍居住。人数不多，只有十人。每天按规定时间地点听讲。讲课人都是当时的党、团省委负责人，根据分工讲自己主管的专业课，工运、农民工作、兵运、青年等专题。每个题都讲4一5小时。因受训人是从河北全省调来的，相互保密，没有分组讨论。讲课只进行了七次就结束了。最后团省委约我谈了一次话，当面指定我为团省委直南巡视员，并通知马上回大名。这次受训，因在租界地进行，未发生意外。之后，我的工作便成为团省委直南巡视员兼大名团县委书记。工作范围当然较过过去相对扩大了。工作量无疑对于自己生活、学习都产生一定影响。对这些问题在“满腔热情为革命”“只要党需要，要我干，就没有价钱可讲”的精神鼓舞下从未从我个人角度考虑过。从此我就成了半职业革命家。
二、学校终于按时开学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同学都带着愉快的心情，重新进入别离一年半的学习园地。只有少数因家境困难、个人年岁较大、在放假期间已在社会上就业的，申请退学，另外，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等，已因全部时间投入革命活动，因工作需要不能不牺牲学业，而在革命实践中学习了。这也是更有意义的学习道路。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入学的时候，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刘汉生等同志，因在领导濮阳沙区农民向本区欺压群众的地主、民团进行规模宏大的斗争中，遭到武装袭击而被捕，身陷囹圄。这个事件，是这几县建党后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斗争，因而在直南各县引起广泛的震动，在七师同学中当然也出现敬仰、震惊各种不同的反映。
返校的同学，都经过这一年半的社会生活的“大浪淘沙”的洗选，由于对人生观、思想、信仰的不同，走了不同的道路。绝大多数党团员通过革命活动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逐渐成为能独立工作的骨干。不少进步同学在工作中也被接受为党团员。这些遍洒直南二十几县的火种，都为本地打下各式各样的工作和组织基础。有些同学并未参与革命活动，也不赞成国民党县党部的所做所为，只在本县教育界，教书维持生活。少数原来政治上落后，和国民党右派拉拉扯扯，这次真的参加了国民党在本县当了党官。因此，这次返校之后，同学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社会上的诸多矛盾，带进了学校。情况的变化，使我们党、团工作也不那样单纯了。
三、大名县委成立。七师开学后，返校同学中党团员数量大大增加了。过去一年多来，根据原大名县委（1927年4月组建的以李素若为书记，肩负着开发直南各县的任务的县委）的分工，我负责统一领导大名党团工作的领导体制，巳无法适应七师开学后的局面。同时濮阳、南乐、清丰已先后根据工作开展的需要，组建了负责本县工作的县委。经过研究，大家认为成立大名县委是必要的。经与大风联系，他同意并请他报省委后便决定分别成立党团两个县委。领导成员的产生，并未经过党代会，团代会选举，只有一些熟悉工作情况的同志分别推选。这样作当时并没有什么“不民主”的反映。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党团同志，把党团工作的领导人，看作是“革命的义务”不是“官”。党县委成员以甄则西为书记，裴志耕负责组织，及解蕴山、林恒非、成润等同志组成。团县委仍由团省委直南巡视员成润兼任书记，另有李青阳、吴益普、董庆长（菲波）等同志组成。
党团县委成立后，我分别将一年半来我分管大名党团工作的情况作了汇报与交代。
四、党团县委成立后，七师校内的工作，由县委直接抓。在各班及职工中，分别组成支部或小组，为后来各方面工作大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县委首先要抓的是本学年的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是七师民主办校的主要措施。每个学年都要普选一次学生自治会，这已是七师建校以来的传统。这一次因同学内部关系较过去复杂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力争全面牢固地掌握领导权，以便学生自治会成为我们推行党团工作的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党团县委经多次研究，提出我们的候选人名单，被提名的候选人，都是经过各班同学讨论筛选的，有一定工作和领导能力，在同学中有较好影响，知名度较高的同学。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党团员。
此时此刻校内还有部分国民党员、新中学会成员与西山会议派有联系的右翼分子。他们人数不多但也是两年来经过社会活动锻炼的有了一定反共经验的“老手”。人数虽少，但能力不小。他们为了在同学中争取群众，和我们争夺自治会的领导权，也提出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和我们较量。经过几天酝酿，双方在同学中的中间分子中展开尖锐的争夺战。这次实战演习，对我们党、团员和进步同学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选举大会上投票结果，显示了双方的实力。我们以绝对的优势，取得胜利。我们候选人全部当选。我被推选为自治会主席。对方在群众面前成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学生自治会成立后，学校领导全力支持。为进一步充实扩大“民主办校”的范围和内容，更加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治会确实成了县委在校内进行工作的合法机构。除过去历届自治会的膳食、体育和其他等部外，特别加强了平校部、学术部、图书部和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组织。通过这些机构、可以组织大批党团员到附近农村开办“平校”或“夜校”，向农民在进行文化教育中进行政治常识和时事讲述，这些都是农民爱听爱学的。讲课的同志逐渐为群众所欢迎，也了解了他们并建立了友谊，实际就是组建农民协会的开始。
这时在校内对工友、炊事员、理发员，也广泛的进行文化、政治教育，从中选择发展对象并分别吸收为党、团员。为进一步把工友组织起来，以七师工友为基础，向外校及各机关的工友开展工作，组织大名工友联合会。在平校部帮助下，由工友撰稿出版了一份以全县工友为对象的油印《伙计》报，除作为校内工友自我学习材料外，还向外校、外单位分发。
在同学中通过自治会所领导的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行着比较广泛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在同学中巳掀起一个政治学习热。这时上海反帝大同盟也主动向我们寄送了不少《环球》等刊物，更充实了我们的学习内容。（和上海这个关系我一直没搞清是怎样接上的，邮件都直接写我的名子）。这一切都为我们大量发展党、团员及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期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七师开学之初，校领导即得到上级党及外围组织的帮助从北平聘请了大批政治上是党员或进步人士，学业上又有较深造诣的教师。他们一来，就给学校带来新局面、新气氛。校领导为适应这个大好局面，在教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旧教育厅审定的教材，除作为应付视察外，基本上停止使用。社会科学部门都有教师根据承担的课程自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专著为教材。自然科学方面也适当增加一些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实用物理和实用化学。这些教学内容，有力的提高了对党团员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教育和影响。和社会科学课外学习配合起来，大大促进了同学们政治上成长和革命化的发展。学生自治会的图书部，在校领导的同意和支持下，与学习进程紧密配合，购置了大量文、哲、史、社等类课外学习书籍及进步刊物，更进一步为同学们学习提供便利条件。同学们一般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太好，这样办，也为购书有困难的同学减轻点负担。以上这些条件密切配合，加上党团员的勤奋工作，促成党团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超出估计的成就。在当时七师校内300多个学生中，党、团员约100多人，加上教、职、工中的党团员，连同外围组织，达200余人，占三分之二。国民党员只有二十几人，学生中的落后份子是极少数。在我们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间派就很少了。学校工友、做饭的大师傅、理发员等都是党员，给我们校外工作，夜间出入，都提供很多便利。像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白区是难得的。实际上已成了直南的地下党校。
五、我当时是县委成员、团县委书记、河北团省委直南巡视员，在七师校内白天上课，晚上工作，是紧张的。由于工作需要，必须牺牲一部分学业，到直南各县巡视工作，有时连续十多天不回学校，好在校领导人都了解我的情况，只装聋作娅，并不追究我的误课和违反校规等问题。我虽然成了个“自由人”，但自己思想上“学习”与“工作”的矛盾，始终是个沉重的包袱。这实质上是“个人利益”与“组积利益”的矛盾。孰轻孰重，谁服从谁？矛盾摆在自己面前。经过反复思考，也看到一些革命青年，为革命的需要，过早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既决心革命到底，在革命需要我作出贡献的时候，就应该把革命利益摆在第一位。在革命实践中，思想觉悟又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给今后生活道路指出了新的方向。
①在大名县委直接领导下的七师，正在各种优越条件下，顺利开展工作的时候，濮阳沙区1929年1月了在联合斗争地主豪绅蔡洪宾时，由于叛徒事前告密，斗争会现场遭到地主武装民团的袭击。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刘汉生等同志被捕，当即被押送濮阳政府。这是直南这几个县建党以来，我们领导群众斗争中，斗争最尖锐，规模最大的一次。对各县上上下下都引起很大的震动。各县党组织都通过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开展营救活动。因案情较大，在县寄押两月左右，即被解往大名河北高等法院大名分院审理。因营救活动均系通过上层，更多是幕后活动。我们这些年轻同志，社会关系少，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围绕这个案子，作些有利于案子的辅助活动。他们4位被解送大名后，押于高等法院看守所。为了解决他们吃饭和生活照顾，利用我这个大名城里人，情况熟悉的优势，通过关系在看守所附近租下房子，并数次来往于大名一千口间，将纪彬的母亲和夫人接到大名。首先解决了每日探视和送饭问题。这时我是这里的常客。至于向法院疏通和请律师、写辩诉状等，均由大山的哥哥，大名县党支部成员书记长的主要助手负责。我们密切配合，感情也甚为融洽。
案子经过高等法院检查庭初步审查，认定王草如、刘汉生非主犯，据自供系看热闹去的，准予取保外押听候传讯、王、刘获释后即在大名暂住，经常到租居处去。4月间，法院将开庭审判，传王、刘到庭报到候审。经大名县委研究，认为经过审判，有可能还要扣押，已获释的人，不应再自投罗网，且不会影响纪彬等的刑事责任。估计此意见其家属及李蕴玉同志不会同意，便由我负责秘密将县委意见通知王、刘，他们当天即持介绍信逃离大名去中心县委。对于他们的出逃，纪彬、大山、李蕴玉及其家属均不满意，认为此举将对纪彬、大山等产生不利影响、我去接见纪彬时，他问到此事，并想知道王、刘的下落，我根据县委意见，对他们暂时保密，但他坚信我一定知道，对我意见很大，他又不好明确指责县委。李蕴玉曾坚持要我去邯郸找回王、刘，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但确信我是知情人，以逼我表示他的坚定的要求。我只有婉言安慰，并未真去。他已看出我无诚意，始另派纪彬的堂侄赵子云前往。子云到邢台中心县委后，受到批评，坚决不同意王、刘回去。子云未完成任务，感到不好交代，便与王、刘一起留中心县委，另行分配工作。与王一起打入晋军当兵搞军运。不久邢台中心县委被破坏，军委书记被捕叛变，供出他们二人，同时被捕，不久被押送太原反省院。为此纪彬、大山及其家属和李蕴玉对我的多年的战斗友谊蒙上了一层阴影，以后几十年的交往中，这种感情上伤痕，始终未得到平复。因当时大名县委的工作，我更多的站在台前，有些对县委的意见，首先记在我的账上，可是我又难以辩解。这种微妙关系，对后来几十年的人际关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纪彬、大山同志的案件，在大名高法院经过多次辩诉，法院终于判处徒刑三年。事实也证明王、刘的逃案并未加重他们的刑事责任。
②1929年4月，陈潭秋同志来直南检查工作，在邢台召开活动分子会，我收到通知后即按规定的时间、接头地点前往。本来通知的还有大风，不知为什么他未收到，没有去。近几年有的回忆材料说参加会议的有李青阳同志，不是事实。他是大名团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成员之一，我来时他正在学校。到会人数不多。
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六中全会文件。从内容说，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由于我基本理论知识太少，文件涉及的中国革命性质、方针、路线等问题，听起来很吃力，有的似懂非懂，只有强记下来，留给以后学习中逐步消化。通过这次会议，使我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是有高度完整科学理论基础的政党，她的一切政策、方针的确定，都是从科学理论出发的。要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好好学习，才能领会党的精神。
会议根据直南地区已有党组织的二十余县工作情况，决定成立邢台中心县委，把这些县统一领导起来。并准备成立直南特委。决定冯和斋任书记，调刘大风任组织部长，王子青为宣传部长，并调喻屏为秘书长。这些人事调动，很快就通知下来。
会后，我回大名，即去南乐向大风汇报了会议情况。因为我对会议精神了解不够，不可能谈的很完整。关于邢台中心县委的建立和他调走后原“大名县委”问题，我们作了研究。考虑到1927年4月关于北方区成立大名县委的任务，就是开辟这些尚属空白地区的县党的工作。经过这两年的工作，濮阳、南乐、大名、清丰等县，已不同程度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开展了工作。各县已先后成立了县委，能独立的领导本县的工作，有的已看到丰硕成果。有的县也有了零星的组织和分散的党、团员。可以说原来北方区的要求，已基本完成。现在成员中纪彬和大山均已被捕，大风同志又要去邢台中心县委工作。至此，原“大名县委”可以说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宣告结束。今后这几县的工作均由邢台中心县委领导。
大风、喻屏于会后不久，即到邢台开始新的工作。为了应付敌人，中心县委机关计划以磨坊为掩护。开设磨坊需一定经费，当时省委并无钱可资助。而大名县委因有些党员工资收入较多，党费也多，磨坊经费全部由大名县委党费中调出。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这对党的工作是个很大的支持。
1929年9月，在这之前，我仍以团省委巡视员的名义，去南乐、清丰巡视工作。清丰县委也是今年刚建立的。尚需要加强帮助。濮阳于温邢固事件之后，那一带的组织有些涣散，党团员都有些消沉。这一形势的扭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让党团员和群众的情绪安定下来，再经一段深入的工作，才能逐步恢复。这些情况我已向省委作了简要汇报，但未得到指示，大名的工作，特别是七师的工作仍然朝气蓬勃，大发展的势头未减。约于9月中旬，省委巡视员张含辉到大名，传达了省委指示，分析了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国内斗争形势的变化。具体要求大名利用双十节国民党县党部将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的机会，和他们唱对台戏，来一次大规模散发传单，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反对进攻苏区”等口号。这一指示，对我们党、团县委是个极大的震动。认为大名国民党一些主要人员，多数是国民党中偏左的人，和我们相处还没有什么不友好的地方，在濮阳温邢固事件中被捕的赵纪彬、李大山等押解大名法院之后，他们还利用他们的合法地位予以营救，尚未像国党民党上层那样反对共产党。我们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学校领导中的党员同志，他们也认为大名比较偏僻，过去从未有这样作法，突然出现这样异常事件，很容易暴露自己。从工作上考虑害大利小。希望重新考虑，不要采取这种作法。我们三人（甄则西、裴志耕和我）代表党团县委和张含辉争论多次，他始终坚持“形势变了，一定要抛弃对国民党的幻想”，“传单虽小，在政治上一张传单就是一颗重磅炸弹”。虽经再三反映意见，他仍不予考虑，我们只有组织上服从。回校后，把谈话内容向党内作了传达，同志们虽仍有不同意见，但都能按组织原则行事。立即组织人力，分头进行准备。写稿、审改、刻钢板、彩色油印等忙活了几天，终于纪念会前把一两万份传单赶制出来了。县委本身经过仔细研究，制定了行动计划，把传单如何带进会场、散发的时间、街道等等都作了详细安排并落实到人。总指挥县委推定由我负责。要求大家行动要迅速，时间要准确，要二十分钟内撒遍全城街道和会场。会场内人多，众目睽睽，如何散发，我们没经验，确定由在北平曾参加飞行集会的国文教员王痴吾负责。经现场检查各小组均准备停妥，按计划行动。纪念会开始进行不久，突然大量彩色传单，像天女散花一样，落向人群。各街道小组除县前街一个同志出事未归外，其他各组均准时回会场归队。在县前街执行任务的同志，因闯入十一中学散发传单，被留校值班人员发觉，误认为小偷，高呼捉小偷，这个同志即紧急撒掉传单，夺门而出。因后边有人追赶，被迫跑进简易师范学校，该校值班人员闻迅即群起围截，不幸被捉。该校校长亲自询问，知系七师学生。这人虽落后，但不反共。为不将此事声张出去，即由会场将七师总领队训育主任王振华（党员）请去，当场认领带回学校处理。
会场虽出此风波，纪念会还是开完了。七师同学安全返校。学校领导完全了解这一行动的前前后后。当夜即进行研究。为了缩小这位同学被捉的影响，并防止次日军警当局的追究，影响整个学校的安全，决定这位同学当夜即离开学校。裴志耕同志嘱我连夜与这个同志谈话。他当夜持介绍信去中心县委。这个问题解决后，我们更加警惕的注意以后事态变化。
（4）在这之后，由于我们在七师工作各方面都取得较大的发展，革命思想的影响在大名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中已有一定程度的扩散，大名党政军统治当局，已逐渐嗅出革命的气息。过来怀疑大名有了共产党活动，将信将疑，这次散传单，使他们确信，不仅有，而且人数不少，组织很严密。“重磅炸弹”的作用，确实发挥出来了。但究竟是那些人？在什么地方？怀疑在七师，因尚未拿到可靠的证据，还不能肯定。为此大名军警联合稽查处及驻军，均秘密展开“邮检”。意图从中发现点什么，以便打开缺口。此后我们工作就是在这样不动声色的敌人监视之下进行的。
十一月，由于党外进步的英语教师，在上课讲话中曾引用当时我们内部文件“评三民主义”中“国民党是刮民党”、“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无言不荒唐”等语句，新招生年仅十五岁的孙耀宗，对这些话过去从未听说过，感到很新鲜，在他与其十一中同学的通信中引用了这些话。在邮检中被查出，军警当局对此如获至宝，认为是共产党露了头。准备严密搜捕，将共产党一网打尽。当夜即由驻军（晋军）派一营兵力把七师团团包围，指名逮捕了孙耀宗，并传讯了校长谢台臣。通过对小同学孙耀宗的威胁拷问，顺藤摸瓜，认为英语教师原政亭是共产党的要人，由于原已由党员秘密保护躲藏起来，又扩大逮捕了经营照顾教师生活的工友，和另外的两位教师，并集合全校学生、教职员工，列队点名，由工友辨认谁是共产党员？继又调兵，检查全部教室、宿舍，到处翻箱倒柜，乱作一团。可是一无所获。只有最后在一个工友状上拣到一份学生自治会帮助工友公开出版的《伙计》报（此事几天后全案移转法院，又增加传讯了自治会中包括我在内有关负责人5人）。由于部队包围学校已5个昼夜，仍坚持非抓到原政亭不可，原为了照顾学校及同学的学习，主动出来投案，始解除包围。全案法院审理结果，除英语教师原政亭及学生孙耀宗受到较轻的刑事处分外，其他被捕的教师、学生、工友七、八人和被传讯的学生自治会的有关负责人，均经过审讯和当庭申辩后释放回校。这就是震惊直南地区的“武装包围七师、搜捕共产党”事件。其实当时被突然包围之后，我们党团县委负责人，党的大量文件，印刷设备，都包围在校内。由于学校领导同志及时将掌握的部分动态，通知了我们，我们连夜将文件及“禁书”和油印机等，作了仔细清查并设法运出学校，交附近农村同志保管，并对学生中国民党分子，分工秘密监视，防止乘机告发，我们虽在包围内，相信尚不致出问题。敌人决心虽大，但我们并未受到大的损失。应付突发事件的斗争，我们胜利了。敌人一无所获而宣告失败。
在这次事件中，我们虽未受到重大损失，确实担当着一定风险。这完全是自我“引爆”的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件。大规模散发传单，“重磅炸弹”的作用并未真正发挥，对我工作的冲击却是真的。当时对于张含辉坚持的作法，还不能从路线高度来认识，现在回忆起来，这已是省委领导上左倾路线的开始。
⑤大名学联和五女师学潮。
1929年春七师开学之后，经过半年来一系列的工作，校内外，各方面工作都取得较大的发展。整个大名学生工作的全局，不平衡的形势更加突出。特别是五女师是三个省立中等学校中最落后环节。党团组织除今春由外县转来一个插班生系党员之外，基本上是空白点。自然我们的工作几乎影响不到他们。这学校自建校以来，一直为大名地方顽固士绅所把持。学校成为一个水泼不进的禁锢区。同学们受的完全是一套封建教育。“五四”精神也罢、国民党的教育改革也罢，都是春风不过玉门关。县委对于如何攻下这个堡垒，作过几次认真研究。根据间接了解，五女师同学，对学校情况是不满意的，对于改革进步的要求是迫切的，虽然多数是隐蔽的。这些都是我们攻关的有利条件。如何攻？也曾试过一些办法，但是由于他们学校无会客自由，每次都有学校派人监听，谈话不方便，效果不理想。最后考虑走上层非法与合法相结合的路子。考虑到国民党县党部几个主要负责人由于历史关系，和我们相处的关系还不坏，他们已有农会等空架子群众团体，如再增加学联会，他们是需要的。我们以七师学生自治会名义，提议由三个省立中学，每校派三个代表组织大名学生联合会，他们不会反对。此建议由我们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后，他们完全同意，至于学联会主席我们也同意在我们报取名单的范围内申县党部圈定。这些意见由县党部与各校联系同意后，第一次会议由他们召集，正式宣布。七师学生自治会，经县委研究，推定我（成滋），裴志耕、呼相甫（自治会成员，非党员）三人为代表，十一中、五女师的代表，都是自治会中有一定威信的代表人物，后县党部圈定我为大名学联主席。同时解决办公会议房子，大名学生联合会牌子，印章等一系列问题。据此，我们即正式向大名各机关学校印发了学联成立、办公地点、启用印信日期等文告。我们所以沿用这一套办法，目的是在社会上争得更大合法性，为我们的活动创造便利条件。对五女师来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一下就冲破了该校禁锢学生的牢笼，堡垒被打开了缺口。我们召集会议和一切活动的通知都是盖有印信的正式公文，学生出入学校自由了，再不受学校监视和有人旁听了。
我开始一个时期，着重研究了学联的组织章则，和各部分工，我们特别注意三校代表混合分工，以便增加相互了解和思想交流。在这样比较随便不拘形式的情况下，就逐渐实现了政治思想渗透的目的。
五女师代表中，当年由外县转校插班的党员牛秀岭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县委和她联系比较困难，现在我们可以把县委的工作计划安排随便传达给她。她根据县委意见，在校内展开活动，这时对五女师工作重点是推进“五四”以来政治思想新文化的学习，特别加强反封建思想的学习。通过对现在学校领导办学方针、方法的评价来认识每个同学的态度。从中发现积极分子，作为培养发展党团员的对象。要注意和几个高年级有一定社会经验、活动能力的同学的团结。
这个时期，经过校内工作和校外家人和社会关系的配合，发展了党员一人，团员六、七人。同学中课外学习增多了，政治思想活跃了，对学校的封建落后教育的不满情绪逐渐升高，人前背后的怨言和不满的评论逐渐暴露。同学中气氛在改变，少数与校领导人有亲朋家属联系的，在“是非”面前不好表态沉默了。部分高年级比较有经验能力的同学，态度明朗了，反对封建落后学校当局的态度日益坚决。根据同学态度的变化，县委认为发动五女师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便通过学联，及校外各种渠道，提出“打倒封建落后的校长成仰渊”，“反对封建教育！”等口号。斗争开始了，反成罢课，首先由五女师校内开始，标语口号贴出来了。当日该校自治会派出代表，分别到七师、十一中讲演，宣讲五女师建校以来的封建的教育宗旨，落后的教学内容，监狱式学生管理方法，剥夺了学生的会客、访友等社会活动的自由。并宣布这次学潮的目的和要求，希望各校同学予以声援。代表们所到学校，受到全校同学的热烈欢迎，对所提要求声援，均报以同情的鼓掌。次日学联即假大名城内群众集会的场所一一南关帝庙，召开了全县学生声援五女师学潮的大会。大会由学联主席主持，五女师代表作了内容生动的控诉性的报告，十一中代表学联讲话声明并号召全县同学一致起来支持五女师同学的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大会结束后，五女师同学整队以“打倒成仰渊”横幅标为前导，人人乎持标语，口号小旗，游行了城内主要街道。成为轰动大名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潮。
当然这样要打掉学校领导某些人的饭碗的斗争，不是一次大会就能顺利逼他们下台。他们还翻手和同学们较量，他们曾使出唯一的权利，“提前放假”、“停发饭费”，逼学生回家，以扼杀学生的斗争。同时宣布开除了七、八个为首的同学的学籍。虽有少部分同学离校，但大部仍在大名。斗争方式转为学生联名向省教育厅书面控告及派代表赴京请愿等等。经过多次周折，历时三个月，省教育厅还是明令撤了原校长的职。最初要求是实现了，但是否“胜利”？值得考虑。因新换的校长并不是进步的，也不同情同学们的斗争。被开除的同学，经过争取并未恢复学籍。通过这次斗争，给我们提出一个应该思考的间题一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为了避免这一部份学生付出的牺牲，结果给另一个反动校长做了“嫁衣”。学竺斗争怎样作才有利于革命？
这次五女师学潮是大名县委领导的，公开出面是学联，我是主席，社会上都知道。斗争对象成仰渊是我的同祖，因此社会上有些人中流传“共产党六亲不认”，这种说法，对我后来在大名的公开活动，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这是事前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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