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士大夫“人生五计”如何解读
——《容斋随笔》札记之十七
（明）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 （图源网络）
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一篇《人生五计》。文章引用了中书舍人朱新仲的“人生五计”说，颇有意趣。
所谓的“人生五计”，说的是将人的一生总结为五个阶段：“生计，身计，家计，老计，死计”。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寿命的长短不一样，姑且以七十岁为准：
十岁左右还是儿童，跟随在父母身旁，天气的寒暖燥湿父母都得为他操心，衣食住行都由父母安排，只待长大成人，这叫生计。
二十岁时已是成人，筋骨强健，志向高远，开始踏入名利场中，厉兵秣马，以争取自己获胜，就像是千里驹虽然屈服槽枥，却想着有朝一日，驰骋千里，这叫身计。
三十到四十岁之间，日夜苦思，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去做，欲求高官厚禄，财源茂盛，门第高大，子孙兴盛，这叫家计。
五十岁时，心力已经疲惫，纵观人世间，自己的聪明才智已经施展殆尽，生命已接近尾声，就像白驹过隙一样，过去的岁月一去不复返。这时应当听从命运的安排，收起名利之心，藏起在名利场上拼杀的工具，像蚕作茧一样建一个舒适的安乐窝，这叫老计。
六十岁以后，人生已过了一个甲子，生命就像夕阳落山一样很快就要入土了，这时应该静心休养，使生活安宁，然后是死而无憾，这叫死计。
朱新仲的“人生五计”，是建立在对人生各个阶段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能总结得这样有道理。洪迈因此评价说：“我在为庄子作《大死庵记》时，才真正认识到朱新仲讲的人生五计的深刻内涵。我也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觉得他说的人生五计很有道理，所以应把这五计记载下来，以传来世。”
“人生五计”在宋代士大夫中颇有代表性，体现了他们对生命的达观态度。其实，对洪迈来说，“人生五计”也正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这在他的《容斋随笔·士之处世》中颇有精当议论。
视富贵利禄，似人生戏剧。《容斋随笔》有言：“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禘，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荣华显贵，丰功厚利，高官重禄，正如戏剧中的官员，身着官袍，享着厚遇，跟班、仆役则左右侍候，随时听令。可每当戏演完，下了台，卸了妆，一切又归于寂静。
见纷华盛丽，似老人过节。《容斋随笔》说道：“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扶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目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也。”年轻力壮者逢年过节，昼夜出游，唯恐时间不够多，待彩灯收、鲜花凋、宴席散，一副懊恼之状。老年人看待年节华丽繁富之空前盛况，却并不十分在乎。因为，节日总会过去，荣华如烟云稍纵即逝，若沉迷其中，定会扫兴。
睹金珠珍玩，似儿童玩具。《容斋随笔》戏言：“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纷然杂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看待黄金、珠宝、珍器、美色，如同儿童耍玩具，开始觉得新鲜，后来则厌倦，决不应把它们当成私有财产。
遭横逆机阱，似酒醉耳目。《容斋随笔》叹曰：“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辱骂，无耳所闻，目无所见，酒醉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被他人误会，受到委屈，不必激动，如同喝醉了酒，诟如不闻，隐介藏形。酒醒之后，记忆断了篇，脑子想不起来，则不会有任何伤害。
“人生五计”中，士大夫们把人生的各个阶段分析得十分透彻，故能坦然面对各阶段的变化，做到波澜不惊，最终以一份从容面对死亡，做到死而无憾。看透生命，是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过程更加充实，从而以平静的心情迎接生命中的林林总总。
然而，当人们细品“人生五计”时，也会从中品味出宋代士大夫那种来日无多的消极人生态度。
（明）仇英《西园雅集图》（局部两幅）
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第花园。宋神宗元丰初，王诜曾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十六位文人名士在此游园聚会，会后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书写《西园雅集图记》。后人景仰之余，纷纷摹绘《西园雅集图》，此画作者是明代仇英。
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以外，还有所谓“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也都恩荫授官。此外，还有卖官鬻爵等多种授官法，士大夫队伍如雪球越滚越大，“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同时，宋朝皇帝宣扬遵循“祖宗旧法”，因此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依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怕招人非议，影响官位。宋朝的御史以找寻官员过失为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士大夫们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于是，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于是乎，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一边却声色逸乐，“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在朝廷之上那些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
宋朝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他们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则是醉生梦死之辈。
宋祁曾在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人生态度，正是宋王朝的国运的写照。
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上士大夫们反映在“人生五计”中的消极人生态度，从宋代遗留后世，绵延不断。明代出现了陶奭龄的“五计”说，仿古人“人生五计”说，讽刺了明代士大夫中的消极颓废现象。民国时代，吴晗先生也仿古人“人生五计”说写了一篇杂文，直指当时一些官僚和知识分子追名逐利，醉生梦死的社会现象。“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没有了忧国忧民，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岂不是社会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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