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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韵悠悠响堂山

时间:2022-12-18 16:36:43  来源:赵都文化(公众号)  作者:郑延芳  浏览: 分享:

   佛韵悠悠响堂山

 

  □郑延芳

 

  潺潺流水,最宜伴梵音悠扬。

  滏阳河与响堂石窟就是如此和谐、安谧地在鼓山脚下共处共生。

  大约1500年前,于太行东麓鼓山脚下的滏水之源,在皇权与信仰的双重驱使下,工匠们开始了一项庞大而漫长的工程。

  冰冷的铁凿叩击坚硬的石灰岩,碰撞出一簇簇激烈的火花,在山间开出幽深洞窟,斑驳的岩丛里,神像逐渐显现,或高广伟岸,或细致精微,大千世界,佛国洞天。有佛陀垂目,默然洞悉十方;有佛陀拈指,如有灵犀一现;有佛陀跏趺,便是万般吉祥……

  ……………………………………

  

 

1

 

 

 

  响堂山石窟,分南北两处,位于太行山支脉鼓山山麓的峰峰、武安,二者相距约15公里。另有水浴寺石窟与北响堂东西对峙,规模较小,又称“小响堂”。

  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北齐。其时,佛法为皇室推崇,凿窟造像之风大行,其后隋、唐、宋、元、明历代均有新凿修补。现存大小窟30余座,佛教造像4300余尊,以及大量刻经、题记等,是河北省已发现的最大石窟,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也被称为中国第五大石窟。

  北齐有两个政治中心,一是国都邺,一是别都晋阳。地扼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隘的鼓山,是两都来往必经之地。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美丽,石质优良,将佛教奉为国教的北齐皇帝高洋便选择此处凿窟建寺,营造宫苑,作为他来往于两都之间的避暑、游玩和礼佛之地。此后隋、唐、宋、明各代均在此增凿。

  南响堂石窟地处临水镇纸坊村西北,鼓山南麓,滏阳河北岸。景区现存大小石窟7座,分上下两层,上层5座,下层2座,自下而上分别为华严洞、般若洞、空洞、阿弥陀洞、释迦洞、力士洞和千佛洞。

  

 

 

佛韵悠悠响堂山

 

  名闻遐迩的响堂山石窟。

 

  其中,华严洞规模最大,高约4.9米,宽和深各约6.3米,内刻《大方广佛华严经》,故称华严洞。窟内南壁正中上部有阿弥陀佛净土图大型浮雕,南面中心柱上部有释迦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浮雕。位于上层的千佛洞,小巧玲珑,保存较好。窟顶外壁上方雕覆钵塔,塔端雕卷云状山花蕉叶,中雕展翅欲飞的金翅乌,钵顶雕宝珠,两侧各雕八角形宝珠顶柱。窟内三面宝坛上各龛均雕一佛两弟子两菩萨,正面龛本尊为释迹佛。洞壁广造千佛,有大小造像1028尊,故名千佛洞。窟顶微隆,中央雕莲花,周雕8身飞天,两两相对,形成各组对称的轻歌曼舞的神仙极乐世界。此窟结构严谨,雕艺精致,尤其是外壁的大型雕刻,窟顶的飞天雕刻,都是绝无伦比的艺术珍品。

  北响堂石窟位于和村村东的鼓山天宫峰西坡,共有洞窟9座,从左到右为大业洞、刻经洞、二佛洞、释迦洞、嘉靖洞、无名洞、大佛洞和两个无名洞。其中大佛洞规模最大,装饰最华丽。窟内进深13.3米,宽13米,高11.4米。正面龛本尊是释迦牟尼坐像,通座高5米,造型匀称,庄重敦厚,为响堂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其背浮雕火焰、忍冬纹七条火龙穿插其间,雕刻精巧,装饰华丽,为北齐高超艺术的代表。

  响堂山现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即南响堂7座,北响堂 4座。北齐石窟多具仿木结构窟廊,其中南响堂第3、7窟,北响堂第2、3窟,在窟前四柱三开间窟廊上方又凿有大型覆钵、山花蕉叶、刹杆及火焰宝珠等,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窟门两侧雕八角束莲柱,门额饰以精致的宝塔、飞天,门侧壁浅雕肥大忍冬纹,整个外观装饰华丽。南响堂第2窟窟廊檐额上雕五铺作双抄偷心造斗,是石窟建筑中仅有的一例,为研究北朝建筑难得的实物资料。

  响堂山遗存大量摩崖刻经,是北齐时期最重要的刻经地之一。北响堂第2窟天统四年(568年)至武平三年(572年)晋昌郡开国公唐邕所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鬘经》,有《唐邕写经碑》记载刻经经过,该碑保存良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向来为中外文物、史学研究者所重。

  北齐以后,隋、唐、明各代共凿6个窟,规模都不大,雕刻装饰也比较简单。此外利用北齐洞窟内外岩壁还开凿有不少造像龛,其中隋龛近50个,最早为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唐龛约300个,以武周时期居多。两处石窟均有附属建筑群,北响堂石窟下方的常乐寺遗址占地7000平方米,内有宋塔、经幢及宋至民国年间的石碑、造像;南响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楼阁、殿宇等。1986年清理南响堂石窟外檐,于第2窟门外露出隋代的《滏山石窟之碑》,记述该窟始建及北周灭法等重大事件,是有关响堂山石窟营造史的重要发现。

  响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齐的佛教造像艺术,是短暂的北齐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艺术宝库。学术界将响堂山的雕塑艺术誉称为“北齐造像模式”。

  响堂山石窟、佛像、花卉等雕刻,美观大方,其雕艺承前启后,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

  响堂山石窟所代表的北齐佛教造像艺术,承元魏而来,为隋唐先驱,千百年间,多经风霜,劫难重重,时至今日,终得以向世人重现真容,于朗风霁月中安享尊崇。

  

 

 

佛韵悠悠响堂山

 

  大佛洞中释迦牟尼坐像,通座高5米,造型匀称,庄重敦厚,为响堂石窟中最大的造像。

  

 

2

 

 

 

  原本,佛教并不礼拜偶像。

 

  到公元一世纪左右,犍陀罗建筑中始见佛像雕刻,佛教造像才逐渐流行开来,此后三四百年间,中国也深受其影响。东晋十六国时期,综合了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的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尤其在北方,如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门乐尊潜心修行,曾云游四方,行至鸣沙山,忽见金光万道,似有佛千尊,遂在此造窟礼佛,即为敦煌莫高窟之滥觞。至南北朝时,佛教石窟造像更是达到了第一次营造热潮和艺术高峰。如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者,皆始凿于北魏,且延续至隋唐以后数代,堪称中国石窟造像艺术之渊薮。

 

 

  534年,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权臣高欢迁孝静帝至邺,是为东魏。550年,高欢次子高洋废东魏傀儡皇帝,建立北齐。漳河之滨的邺是东魏、北齐两代帝都。继承东魏的北齐帝室也尊崇佛教,据统计,全境的寺院有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余万人。仅邺都的大寺约有四千所,僧尼近八万人,俨然中原北方的佛教中心。

 

 

  北齐历经六帝,享国只有二十八年,且国政混乱,杀戮频仍,乃至被后世人称为禽兽王朝。开国皇帝文宣帝高洋初时还算是沉稳果断、有勇有谋,在立国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确实表现出了一代霸主的雄才大略。尔后随着帝位的稳定,高洋画风突变,越来越荒淫残暴。《北齐书》《北史》客观记载了其乖戾无常、神经错乱的暴君面目,以及种种匪夷所思的荒唐与血腥。

 

 

  而在佛教历史记述中,他却有另外一副面孔,妥妥一枚礼佛弘法又谦逊的明主。纵观北齐政权的建立与发展,与佛教也确实有着密切的关联,高氏几代君主都极力推崇佛法,原因何在呢?血腥屠戮的背后,难道真的是隐藏着一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向善之心吗?

 

  一切还要从高欢讲起。

 

  高欢,小字贺六浑,史书上说他是个鲜卑化了的汉人,即是个汉人,但生活习俗、思维模式更倾向于鲜卑族;又说他出身渤海高氏,有学者经过考证认为他伪造了高门背景,以拔高自己在那个重视士族门阀的时代的身份。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到了高欢这一代,他家也就是北魏边地怀朔镇一个没啥社会地位的破落兵户。

 

 

  高欢自幼丧母,父亲不成器,他是由姐姐姐夫抚养,在鲜卑军人中长大,成家时靠媳妇陪嫁的一匹白马,才勉强在军中起步,靠丈人家的财力,四处结交人才,先后抱过杜洛周、葛荣、尔朱氏等军阀的大腿,然后又一一反叛之,凭借过人的谋略和领袖才能,整合亲族骨干,拉拢高品世家,笼络六镇流民,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军事集团,堪堪与另一个权臣宇文泰掰腕子,以大丞相、渤海王之位掌控北魏朝政,并于永熙三年(534年)拥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裹胁天子迁都邺城,史称东魏,之后又把持东魏朝政达十六年之久。

 

 

  从一个北地边陲的卑微小兵,到权倾朝野的大丞相,看看高欢的发迹史,是不是能感觉到这位高丞相的身上很有些曹丞相的影子?

 

 

  同样的出身低微,谋略深远,军事才干突出,有识人用人容人之能。不过,高欢文采稍逊,但也曾经有过和唱敕勒歌的壮怀激烈,“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北齐书》记录下了这悲壮苍凉的英雄一幕。曹操以邺为自己的根据地,兴修宫城水利、移民入邺,苦心孤诣经营数十年;高欢一方面在晋阳建立霸府便于遥控朝堂,一方面将东魏的都城迁到邺,大力营造,不惜拆掉洛阳宫城殿阁的材料,在原曹魏邺城南边新建了邺南城,又从洛阳迁来40万户充实邺都。尤其是高欢一生不称帝、始终拥立元氏,简直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忠实翻版。高、曹两位明明已经拥有了称帝的实力,却坚持不称帝,究其原因有一条恐怕也是相同的,即担心不合乎法统,不能使天下信服、万众归心。

 

 

  他们的出身,他们所处的阶层,他们所依仗的军事力量,他们取得政权的手段、途径和将要面对的各方局势,都决定了他们取皇室而代之、直接称帝的不正当性。名不正则言不顺,最讲究师出有名的中国人怎么能容忍以下犯上、谋朝篡位的事情发生,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岂不是给了天下人尤其那些本来就心存叵测的人口实,谁都可以冠冕堂皇地揭竿而起来造他的反?所以,曾经劝说过尔朱荣称帝的高欢,自己却不急于登上那触手可及的皇位,而是像曹操一样把机会留给了后人。

 

 

  东魏武定五年(547年),高欢薨逝于晋阳,时年五十二岁,葬于义平陵。高欢去世后,嫡长子高澄继其任,加紧了夺取皇位的步伐,与孝静帝的矛盾日益激化至无法共处。武定七年(549年),正当高澄谋划着逼孝静帝禅让帝位时,竟因私仇积怨被自己府中一个厨奴刺杀而亡,其同母弟高洋随即顺势上位,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迅速稳定了局势,承接父兄基业,继续推进夺位工作。武定八年(550年),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被迫禅位,时年二十三岁的高洋即位,改元天保,是为北齐文宣帝。

 

 

  高洋年少,原本锋芒未露、不甚起眼,凭借父兄留下的人马、打下的基础,以臣子之身侵犯帝位,短短不过一年时间就仗势劫夺了元氏江山,面对那些盘根错节的世家豪族、暗潮涌动的勋贵势力,以及治下百姓、悠悠众口,他所承受的对其皇权正当性的质疑必然是更加巨大的。

  

 

3

 

 

 

  正当的皇权一般从哪里来?

 

  继承大统自然是最合法的。可父亲、哥哥的帝号还是高洋自己给封的,继承这条路压根就是不存在的。

 

  禅让,乍一看是美好的,但那种现实情况下,是个人都心知肚明这帝位怎可能是老元家自愿让出来的?光靠这一项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可以让大多数人信服的还有一个选项:君权神授,或者说是君权天授。老天爷给安排上的皇帝宝座,对于笃信神力的古人来说,谁还会不服呢?

 

  可老天爷是谁呢?谁能代表天意神旨呢?

 

  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至东魏初已约五百年,通过与中华文明的不断融合发展,加之南北朝时乱世纷扰,人身已若浮萍无寄,灵魂便渴求有所皈依,佛教信仰深入人心,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建立起深刻的影响力,沙门上可出入皇家禁苑,中可接交权贵宗室,下可触及民生疾苦,广泛参与世俗事务,弟子众多且有寺产财源,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思想和现实的力量。

 

 

  这股力量如果动摇了国本,危及了皇权,也会遭受疾风暴雨般的灭顶之灾,历史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周世宗柴荣等“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大抵有如此原因在内。而统治者也往往很善于利用佛教来收揽人心,像高氏父子这样觊觎皇权、得位不正者更是会借助佛教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来塑造和维护自己政权的正当性和神圣性。

 

 

  高欢通过民间流行的观音信仰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编撰了《佛说高王观世音经》作为宣传材料。高洋亦从佛教里给自己当皇帝寻求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撑,他尊高僧法上为国师,从僧稠受菩萨戒,还通过授记仪式把自己塑造成护持佛法的世间统治者转轮王。这招被后世武则天也用过,授意薛怀义等僧人伪撰《大云经疏》称她是佛教的理想统治者转轮王,受佛的嘱托护佑百姓,以女身主天下。

 

 

  笃信佛教的元魏曾先后在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阳大规模修建石窟造像,到了高欢把持东魏朝政时,就开始在自己的老巢晋阳与邺都之间的太行山支脉开凿响堂山石窟,以示对佛教的尊崇,暗示高氏受命于神佛,为改朝换代打造舆论基础。

 

 

  高洋受禅即位后,动用国库开支扩大了该处石窟、寺院、行宫的营建,于亿万年地壳运动演变沉积而成的石灰岩间,打造出缥缈绚丽的佛国洞天,也修筑下供他游玩休憩的皇家别苑。现存于北响堂常乐寺的金正隆四年(1159年)《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记》碑记载:“文宣(高洋)常自邺都至晋阳,往来山下……于此山腹,见数百圣僧行道,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因建此寺……”

 

 

  北响堂位于鼓山西侧山腰,现存北朝石窟4座,以大佛洞最为华美绝伦,开凿于东魏晚期,完成于北齐。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称:“北响堂石窟的大佛洞,可以与龙门石窟宾阳洞、巩义第五窟以及云冈各大窟相媲美。”窟中主尊释迦牟尼坐像通高5米,浑圆敦厚,宝相庄严,为响堂石窟中最大的造像。有学者认为此佛像是依高欢面貌所造,高欢灵柩亦葬于此,义平陵只是衣冠冢。

 

 

  《资治通鉴》记载:“虚葬齐献武王(高欢)于漳水之西,潜凿鼓山石窟佛寺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而《北齐书》《北史》并无此记载,且1978年发掘的高欢儿媳茹茹公主墓出土的墓志铭曰:“葬于釜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高欢归葬滏阳河以南义平陵之说更为可信,但这丝毫不影响北响堂皇家寺窟的尊贵地位和建造的奢华恢弘。

 

 

  高洋之后,公元568年,北齐特进骠骑大将军唐邕命人将经文镌刻于响堂山石壁之上,首开佛教刻经之先河。“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岁次壬辰五月廿八日。”刻于北响堂石窟刻经洞外侧北壁之上的“晋昌郡开国公唐邕写经记碑”,记述了刻经的缘由和刻经人的心愿。

 

 

  由北响堂向南15公里,滏河北岸、鼓山南麓为南响堂,现存北齐石窟7座,大小造像3700余尊,尽显北朝时期佛教外来文化与中土雕凿艺术相融合阶段之生动气象。

 

 

  自东魏武定末年起,响堂石窟的营造持续多年。佛陀的慈悲成为高氏帝位合法性的神圣背书,平衡牵制了各方蠢蠢欲动的势力,收拢安抚了乱世中流离无助的人心,但也无法保佑一个荒唐皇室的国祚永昌。大肆铺张的凿窟建寺掏虚了北齐的家底,英雄天子的强悍武力改变不了黑暗统治下王朝灭亡的加速。从公元550年到577年,北齐只走过了短短28年。

 

 

  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邺城。周武帝是推行尊儒灭佛政策的,于574年即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攻入邺城后,周武帝下令禁断北齐境内的佛教,“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于是劫数所至,鼓山之中的斧凿声骤断,繁华归于沉寂,直到隋文帝杨坚重新开始兴佛时才再次响起。可惜响堂石窟终究是气运不再,巅峰难返,即便此后历朝多有新凿、修缮,而无论从艺术还是规模上看,都远不及昙花一现的北齐那极其精彩且难以磨灭的神来之笔。

 

 

  时光辗转,兴衰无常,虽然风雨不断,殊不知响堂石窟这座艺术宝库的真正浩劫却是在近代,那个经历了五千年文明赓续、数十个朝代更迭、不同文化血脉融合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深重,濒于亡国灭种的最危险时刻。

  

 

4

 

 

 

  风雨飘摇的乱世,偌大华夏哪里还容得下一席安宁之地,覆巢之下,怀璧其罪,守不住河山稳固,流离失所的还有那无力顾及又遭人觊觎的历史遗珍。

 

 

  正是在清末民初,响堂山这座艺术宝库就已经屡遭明抢暗夺,盗凿下的佛头佛像陆续流失海外。据瑞士里特伯格博物馆藏品档案记载,该馆收藏的中国佛像最初由保罗·莫伦于1909年从北京购得。

 

 

  北响堂山下常乐寺的方丈在《募化启簿》中写道:“石窟三堂佛像,忽于民国元年冬月,遭权势恶劫,致使大小佛像,无一不身首离异。”《武安县志》又载:“响堂寺石佛为魏时古物,值无价,金石家颇多垂涎。”民国二年(1912年),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派员起去古佛六尊。而更为证据确凿、触目惊心的掠夺,来自于文物巨盗卢芹斋——二十世纪初国际上著名的文物贩子、大古董商。

 

 

  卢芹斋,又名卢焕文,1880年生于浙江湖州,出身低微,父母双亡,自幼寄人篱下,年轻时作为仆从,跟随民国四大元老之一、有国民党内“吕不韦”之称的南浔巨贾、时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的张静江来到了巴黎。背倚张氏这座大靠山,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和商业洞察力,卢芹斋一步步起家,创办古玩公司,先后在巴黎、纽约开设古董店,三十余年间,逐步和小洛克菲勒、弗利尔、戈登和J.P.摩根等顶级收藏家建立合作关系,“C.T.LOO”(卢芹斋)渐渐闻名于欧美收藏和拍卖业,频频出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的藏品标签上。卢芹斋个人的巨大成功和惊人获利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国宝流失。包括昭陵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騧”在内的许多中国国宝级文物由他贩至国外,走私出卖的明朝以前造像、石刻、青铜器、玉器等不计其数。据古董界人士介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有大约一半是经过他的手出售。其中,就包括来自响堂石窟的造像珍品。

 

 

  早在1909年卢芹斋的古董生意刚起步时,巴黎赛努奇博物馆馆长向他展示了几张石刻佛像照片,并表现出极大兴趣,卢芹斋敏锐地捕捉到了巨大商机,迅速给北京公司分号寄去了这些照片……几个月后,北京公司分号找到的八尊出自河北响堂山的真身大小石刻佛像被辗转运至巴黎,卖给了赛努奇博物馆,卢芹斋从中赚取到一笔丰厚的利润。此后,更多被盗凿的响堂山石窟造像通过他的公司,流散于海外。

 

 

  尽管在1913年和1914年,民国政府也曾经颁布禁止和限制文物出口法令,而时局动荡,政府无能,贪婪者逐利而忘义,除了卢芹斋,还有其他所谓古董商包括欧美和日本人与不肖国人里外勾结,大肆盗卖响堂山石窟佛像,对响堂山石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坏,使中国的考古、文物及佛教造像艺术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如今,响堂山石窟中,无头、断臂的佛像比比皆是,历史的疮痍满目,令人痛惜,而一百二十余件精美绝伦的响堂山石窟造像则分别收藏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旧金山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博物馆等多个国家的知名博物馆,更多珍品存于欧美私人收藏家手中,天涯相隔,归家无期。

  

 

 

佛韵悠悠响堂山

  常乐寺三世佛殿遗址。

  

 

5

 

 

 

  一个世纪前,响堂山石窟遭到严重盗卖和破坏,近百年来,端居于滏水之畔的神秘大佛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前来观赏、探研。

 

  20世纪初,曾有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先后三次考察响堂山石窟。1935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考古组徐炳旭、顾颉刚等多位专家考察响堂山石窟,出版《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即便是在那样兵荒马乱的艰难时期,依然有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将热爱和探寻的目光聚集于此,围绕响堂山石窟展开了多方位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对响堂山石窟的全面保护也终于启动并逐步走向完善。1957年,响堂山石窟文物保管所建立。1961年,响堂山石窟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尤其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步伐,当地政府积极进行响堂山生态环境修复,成立石窟艺术博物馆,推动研究保护机构的升级,支持利用数字技术等新科技手段进行文物的虚拟复原,以及各种相关项目研究,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意识觉醒,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到了对响堂山石窟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即便残缺,响堂佛陀依然是世人眼中仰慕的所在。著名石窟研究专家宿白先生称:“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在响堂。”

 

  历史的瞬间倏忽而过,人工的智慧与伟力在响堂岩壁上留下了一个神秘瑰丽的婆娑世界。

 

  佛陀隐于山间,默默无语千年,日月轮转,朝代罔替,见证兴衰,不惊宠荣,无论辉煌、崛起,还是衰落、劫难,肉身早已腐朽成泥,躯壳业经折堕毁坏,百折不屈的命运流转成传奇,霜雨剥落浮华光鲜的表皮,罡风吹散皇图霸业的痴妄,而神韵犹在,区区岁月又怎能撼动那入石三分的太平夙愿和对盛世的倾慕遐想?

 

  世人追求永恒,遂有坚硬岩石上的造像刻经。可沧海桑田终会变迁,不变的只有那一股驱动人不停探索、不断创造的洪荒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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